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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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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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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世文章搜集编辑成一书，作为经世思想的载体，其开创者是晚明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至晚清，魏源、贺长龄继承经世文编传统，联手编纂《清经世文编》，为晚清经世运动竖起了一面旗帜。但是，对于这一领域，两岸研究均相当薄弱，除了对这两本经世文编大书尚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外，还有两个要点必须关注：一个是对从《明经世文编》到《清经世文编》的中介环节的研究；另一个是对《清经世文编》的十数种续编补编的研究。
作为《明经世文编》到《清经世文编》的中介环节，《切文斋文钞》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陆燿针对当时汉学的琐碎和宋学空疏，搜集清初各家关于时政得失、礼俗盛衰、民生疾苦等方面的著述，分类编排，明显表现出对《明经世文编》的继承，故后来的杨国桢、李钦之等人将《切问斋文钞》称为《皇朝经世文钞》或《经世文钞》。另一方面，陆燿对经世文编体进行了改造，《明经世文编》在结构体例上的最大特点是“文从其人，人从其代”，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排比文章，据年代先后排比人物。这样一种结构的优点有二：一在于能真切反映社会兴奋点是如何随时代而转移；二在于集中展示历史人物方方面面的思想。但这样一种方式“颠例失次，不便循览”，故陆燿在编纂《切问斋文钞》时，采取了“文从其事”的体例，纠正了《明经世文编》支离分割、检索不便的缺陷。与此同时，《切问斋文钞》把“学术”纳入经世之学的范畴。晚清魏源正是在《切文斋文钞》的基础上编纂《清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的体例仿《切问斋文钞》，“文从其事”并以“学术”“居众纲之首位”。《清经世文编》中的部分类目如“教家”、“荒政”、“保甲”、“兵制”等，都是直接取自《切文斋文钞》。对于《清经世文编》对《切问斋文钞》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晚清左宗棠等人都有肯定性议论。所以，有关《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不仅为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活跃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而且连接起了从晚明到晚清的经世文编长链。（注：参见周积明：《〈切问斋文钞〉与明清“经世文编”》，《孔孟月刊》（台湾）34卷8期。） 在《切问斋文钞》的研究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先生的研究比较出色，他的《理学与经世：切问斋文钞的学术立场》，深入《切问斋文钞》的堂奥，值得研究者关注。
晚清续经世文编的研究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黄克武说“在这批为数高达三千多万字的史料中，包含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术、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复杂看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可忽略的环节”。湖北大学青年教师沈艳的硕士论文《晚清续经世文编研究》，以晚清独特的“经世文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揭示了“经世文编”这样一种传统经世思想的载体，是如何在一续再续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质的转换，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经世实学最终走向了新学。
然而，有关“经世文编”的研究尽管有突破，但仍然十分薄弱。像黄克武先生那样的深层研究——从《切问斋文钞》和《清经世文编》所收罗的文章中发现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立场，几乎尚未展开。对此，有志于清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可不关注。
第四，理学经世思想研究。自太炎先生称“清世理学竭而无余华”（注：章太炎：《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清代理学研究便门庭冷落，少有问津，成为清代学术研究中的盲点。1983年，台湾广文书局出版了陆宝千先生的《清代思想史》，率先打破这一格局，从清代理学中发掘出许多富于思想性的议题，从而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在《清代思想史》“康熙时代之朱学”和“晚清理学”两章中，宝千先生对清代理学的经世思想给予了细致的剖析。他敏锐地指出：“吾人所应注意者，康熙时代民间之朱学，大体为‘王学化’之朱学，即彼等心目中之朱学，乃自‘王学透镜’中所见之朱学，非朱学之真也。”（注：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148页、327页、356页、433页。） 这是因为清初朱子学所讲的“心”已经由朱熹的“实然界中气质之心”转化为王阳明的本体论的“心”。这样的转化具有什么意义呢？朱熹与王阳明虽然言心各异，但是为学宗旨却是统一的，即要砥砺人格，达于“圣域之境。”但是，朱学侧重“实然界”，不能上澈于本体，是无根的。因此，借鉴和融合王学的本体论思想就成为朱学的必然选择，从功能上说，也有助于朱学一系人格修为的完善。这种由注重外在“实然”到兼重“本体”的转换既体现了朱学在时代变迁中“与时俱进”的活力，也为其由道德修养达致外在事功的理念充实了内在的思想基础，即追求“超然”与“实然”的统一与和谐。所以，陆先生指出：“其时民间之治朱学者，尚有一特色，则多言经世是也。”（注：陆宝千：《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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