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
 |
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
|
|
、384页。） 在这一文化关怀的支撑下，清初的理学家对风俗、礼秩等现实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进入十八世纪后，理学家继续张扬“经世致用”的信念，并与当时的汉学家一样表现出“少讲义理，多立事功的思想倾向。”（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384页。） 如姚鼎是讲理学者，但也主张采取“翰林有谏诤之权”的措施，弥补因君权高度膨胀所导致的政治弊端。
高翔先生所论理学经世主要以18世纪为时间单元。事实上，理学经世不仅在清初和清中叶，更在晚清有突出表现。一般认为，晚清时期的理学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是以倭仁为代表的传统派；一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经世派。理学经世派的出现是理学积极应对社会危机的体现。早在嘉道年间，活跃在湖南的理学士人，如贺长龄等就开始倡导“义理、经济”合一的主张，企图以经世之学的“实”，来济程朱理学的“虚”。曾国藩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成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将它与“义理”、“考据”、“辞章”相并列，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他又高举起“礼学经世”的旗帜，将清中叶“礼学经世”的思想大大张扬。其经世主张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事功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有关清代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能不提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该书作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 ）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China）杂志主编。罗威廉曾于1984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这两部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并将罗威廉推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这本著作共12章，外加导论和结论。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做人”（Being a Man），叙述陈宏谋的家世、家庭、为官生涯、人缘关系以及他的哲学、世界观、学术思想和渊源，特别是对“天”、“天良”和“人情”等观念的阐释。第二部分为“生财”（Creating Prosperity），集中论述陈宏谋的经济观点，包括关于人口、 粮食、物价、流通、民生、财产、商业、经济法规以及农业、水利、农业技术、工矿等问题的论述以及从国家到社区仓储的思想。第三部分为“经世”（Orderingthe-World），包括陈宏谋关于官僚行政管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教育以及人的各种关系的观点。罗威廉指出，19世纪20年代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陈氏著述达53篇之多，仅次于顾炎武的著述，可见其在清代经世思想上有重要位置。然而，罗威廉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陈宏谋，其更深远的意图在于探索与陈宏谋在一个阵营里的整个“18世纪的正统精英”，研究他们是怎样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具体来讲，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他们是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潜力和局限，而他们这些人在“拯救世界”的努力中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他们所理想的世界到底是何图景，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政界和思想界。显然，这个课题是考察当时影响中国的整个正统精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其意义远远超出对陈宏谋本身的研究。（注：参见王笛：《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关于陈宏谋，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一书也有关注。高翔认为陈宏谋是18世纪理学名臣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陈倡言有用之实学，而实学包括明理与践行。）
关于理学经世思想的研究为清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转换观念，对有清一代的理学给予重新认识和价值重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