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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148页、327页、356页、433页。) 顾炎武自不必多言,除此以外,宗朱学而言经世者尚有多人。如张杨园训门人曰:“大荒之后,必有大乱,宜读经济书。”(注:张履祥:《张杨园先生全集》,年谱,第7页,陆著148页引。) 陆桴亭主张“从事制度之规划”,设六相、以“一事付一机构专门司之”;吕留良则主张严“公天下与私天下之辩”,号召君主与臣子皆为天下服务。
    关于晚清理学,陆宝千先生首先以倭仁为例,说明“正统理学家之图强论。”他指出:“晚近论自强运动者,每举倭仁为反对自强之代表人物,相与诽笑,此则大可商榷者。”(注: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148页、327页、356页、433页。) 实际上,倭仁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有其特殊的经世关怀,其目的是要在正人心、成君德的基础上通过书院等制度的规范来救治社会弊病。倭仁与洋务派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经世”,而是“如何经世”。因而,陆先生将倭仁的主张称为“正统理学家”的“图强论”。与倭仁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家相对照,陆先生又列举了刘蓉、郭嵩焘和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借以彰显晚清理学的更新与发展。其间有三点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在论刘蓉经世思想时,陆先生对理学与事功之关系加以分析辨证。他指出:“吾人须知理学为研究道德实践之学。道德实践乃是一种行为,此可分为二:一为习俗中之行为,如习俗云事父母当孝,我故孝……一为悟得本体后之行为,即吾人之行为,纯为本体流行之表现。”(注: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148页、327页、356页、433页。) 可见,理学家将习行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延伸。从这种理念出发,对社会的关注也就是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陆先生指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的源头之一是“理学”。这一方面体现在郭氏以“理学”立身、注重实践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他信奉“礼,时为大”的观念,并以“审其所宜行者”的思想去采“西学”以“致用”上。其三,陆先生认为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注重“礼”,认为曾氏“唱导礼学”,为“逸出汉、宋二学以外之别一学术境界。”(注: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广文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148页、327页、356页、433页。)
    陆先生对清代理学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但甚为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没有得到广泛的回应。管见所及,陆先生之后,台湾大学教授何佑森先生也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论及这一问题。何先生认为,义理、事功、经世、功利四组概念既相互区别,又存在内在联系、相互包含。他指出,“伦理是经世的根本,没有伦理,经世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理学与史学、经世是分不开的,清初学者将经学融入史学、理学融入经世学就是集中体现。(注:何佑森:《清代经世思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原刊《汉学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 何先生的研究揭示了“理学”与“经世”的内在联系。但因囿于篇幅没有详细展开论述。而大陆学者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一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承接了陆宝千先生与何佑森先生的研究。高著“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观念文化史的著作”(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384页。)。所谓“观念史”,即在具体的考察中,常常通过对重要阶层基本观念形态的解剖来“知人论世”。在论著的开头,高先生明确地提出理学思潮和顾、黄、王等代表的激进思想是17世纪留给下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对于后一思潮,以往的研究关注较多,故在此处存而不论。这里重点辨析高著关于清初理学的研究。
高翔先生认为,梁启超等人论清初理学“好为高谈激愤之言,然多失于偏颇”。实际上,理学在清初占统治地位,甚至于清初主要思想家的学术构架也未突破理学的范畴。但是,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正统的理学家,其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学术研究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即所谓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从清朝社会文化和精神整合的角度来看,“程朱学术在康熙时的复兴,毕竟为饱受明末动乱之苦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套能为大多人接受,而且有能力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主体。”(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384页。) “反姚江、辟佛道、重主敬、崇躬行是清初理学的基本特色。”(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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