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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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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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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对于葛教授的观点海峡两岸一直有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广辉写成《实学考辨》，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实学”一词是学术泛称，还是学术专有名称；第二，实学的范围及起点；第三，“实学”概念能否整合启蒙思想。姜先生细密考辨，指出，第一，实学从来不是一个学术专有名称，它的字面意义就是“实用之学”或“笃实之学”，或者是“经世致用”或“通经致用”的同义语，决不是可以和经学、理学等相并列的专门之学。第二，因为实学只是一种学风，源远流长，贯穿古代社会，并非明清才有。第三、“实学”是不能涵盖启蒙思想的。比如，乾隆帝、朱元璋都提倡实学，其中哪来所谓“启蒙意识”。再如明清时代主张“实学”的政治家、思想家与早期启蒙思想很难相容。如张居正与何心隐都主张“实学”，但何心隐在当时被诬为“妖人”、“大盗”、“叛逆”、“奸逆”，最后为位居宰相的张居正明令逮捕杀害。李贽也是具有启蒙意识的思想家，他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也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名逮狱，自刎而死。所以把启蒙思想纳入实学范围从历史到逻辑都是有问题的。比较而言，台湾学者对实学批评更激烈。中研院文哲所曾举办“明清实学研究的现况及展望”座谈会，张寿安指出：经史考证或诂训说经的“实”，和明末清初侧重经世实务的“实”，在含意上是相差颇远的两个概念，我们实在很难勉强把它们贯串在一个潮流下，而综称之为“实学”，实在难以苟同。林庆彰先生指出：明清以来，是有一股崇实的思潮。可是有崇实的思潮，并不一定成为一门学问。要构成一门学问，至少应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且能构成一套体系。现在，大家所说的“实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像程朱之学，和陆王之学，都自称是实学，可是这些自称实学的，却是清初“实学”家批判的对象。到底实学是什么？恐怕很难说清楚。也许可以这样说，所谓“实学”，仅仅是扭转学风时的口号，或是一种理想。每一类科的学问流于虚诞时，往往会出现这种口号。硬要把一种口号说成一门学问，这是说不通的。张丽珠教授于2004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发表《走过理学之后，宜名以“实学”乎》的报告，认为葛荣晋教授对实学的概括，游移在各种不同的观察点上，将经世治术与经学、史学、考据学、文学、科学都包括在内。这样就在实质上消弭、模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使实学变成了一个通名。走过理学以后，不是什么实学，而是新义理学。（注：张丽珠：《走过理学，宜名以“实学”乎？——读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国实学文化导论〉》，未刊稿，承蒙张女士惠寄此文，谨表谢意。）
笔者同意姜广辉、张寿安、林庆彰、张丽珠等学者的观点。所谓“实学”，其内涵指的是“实体达用之学”，是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的学术体现。实学在不同的时代各有所指：在程朱理学看来，入世为实，出世为虚。因此，理学的“心性性理”之学是实学，而主张出世的佛家和道教的学说则为“虚”，如二程认为“唯理为实”（注：《二程集·粹言》卷一。），朱熹说“释氏便只是说空，老氏便只是说无，却不知道莫实于理”（注：《朱子语类》卷九五。）；但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眼中，则宋明理学家所讲的形上之理又为虚，而具体的“经世”方案和“经史”研究方为“实”。由此可见，“实学”没有具体所指，只是强调的一种切实有用的学术特征，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学术形态。就明清之际的历史演进而论，其间包容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容，既有启蒙思潮从外部对传统的批判，又有理学在内部对传统的自我修正；既有训诂经学，也有实测、实证之学。很显然，如此广泛的内容很难被统摄进“实学”这样一个界限不明的概念之内。
正确厘定“实学”的内涵，为其确立合理的边界，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概念不仅仅只是表述学术成果的工具，更是学术话语的核心，规范和约束着研究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 第二，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研究。乾嘉时期究竟是否存在经世思潮，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首先在于对“经世”内涵的理解。台湾学者张灏在《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中对“经世”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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