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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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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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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源上说，“经世”一词首先见于《庄子·齐物论》，在随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衍生了三层意义：其一，入世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一种淑世精神；其二，治体或治道，主要表现为透过政治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或作用；其三，经世之学，亦即关于“经世”的技术手段（经术）的探讨。（注：张灏：《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 在这三个层面中，第一层次的“经世”实质上是后两种“经世”类型的基础。“经世”的核心精神在于作用社会政治，关注国计民生，而所经之“世”则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经世”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诚如前文所言，在传统的观念中，乾嘉时期是一个思想极为沉闷的时代，学者们在专制主义的阴霾中借文字训诂和典章稽核自守，与“经世”全然无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偏颇的观点。综合学术界的最新研究，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应是明清经世思潮中的重要一脉。
首先，学者们指出，关注现实、积极入世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乾嘉时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注：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的第八章探讨了“考据学思想”，他指出：乾嘉学者膜拜六经，以西汉时期“以经术饰吏事”的精神为理想，倡导“通经以经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翔教授认为，18世纪的经世思潮表现为两种发展途径，即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学经世派”和以陆燿为代表的“实用派”。（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384页。） 他还指出， 经世思潮的发展直接推动知识界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史学和边疆，转向和当时社会政治密切联系的国计民生。（注：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1页、424页、1页、20页、14页、384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爱平指出，乾嘉诸儒对漕运、河工、盐政、矿务等具体社会问题的探讨给予了关注，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性建议，这些建议正是经世实学的体现。（注：黄爱平：《论乾嘉时期的经世思潮》，《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 笔者研读《四库全书总目》，强烈地感受到这部被梁启超称为“汉学思想的结晶体”的大目录书实际上蕴涵着非常丰富的经世内涵，其评书论史均表现出鲜明的经世实学的价值本位的立场。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至少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立足于儒学务实传统，抨击理学心性空谈；其二，以实心励实行，弘扬“以实学求实用”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上经世学风的褒扬，对农学、水利、医学的关注无不显示了乾嘉学者价值观中的经世意识。（注：参见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 在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经世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笔者还关注到编纂于乾隆年间的《切问斋文钞》。《切问斋文钞》一书，系乾隆时陆燿辑录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的言论而成。该书的意义有两点：其一，上承晚明陈子龙等人的《皇明经世文编》，下启晚清魏源等《皇清经世文编》，从而构成明清经世文编的长链。其二，秉承“崇实黜虚”的宗旨，倡导经世学风，与《四库全书总目》遥相呼应。周氏指出，从历史记载来看，纪昀“删定”《四库全书总目》与陆青来编纂《切问斋文钞》是两项并未发生任何干联的文化活动，然而，在“崇实黜虚”的经世意趣上，两者却表现出不谋而合的共通性，这种现象不能不启迪我们重新认识乾嘉时期的文化思潮。（注：周积明：《纪晓岚与陆青来——兼论十八世纪经世思潮》，《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在笔者看来，经世观念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正向价值取向，虽偶有淡化之时、变化之象，却始终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肌理中，不仅在社会出现危机时会以强劲的势头表现出来，而且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会作用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要正确认识这些文化事项，就必须突破将“经世”模式化的倾向。经世的内涵，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关键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计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顾炎武等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经世学风的倡导属于经世的内容，而《总目》与《文钞》强调“有裨于实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研究也应该属于经世之学。
第三，经世文编研究。在明清经世思潮的研究中，关于经世文编的研究是一个未能得到充分关注的领域。把本朝名公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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