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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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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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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重复典卖者，以所得价钱计赃，准盗窃论，免刺，追价还主，田宅从原典卖主为业。若重复典买之人及牙保知情者，与犯人同罪，追价入官。不知者不坐。其所典田宅、园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满，业主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限外递年所得花利追还给主，依价取赎。业主无力取赎者，不拘此律。”（注：（明）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解》卷5《户律·田宅·典买田宅》。） 就《大明律》之关于田宅典当与买卖而言，这一规定显然过于笼统，操作起来十分困难。田宅典当与买卖究竟有何区别？如何界定卖契与典契？“依限取赎”期限如何确定？《大明律》此条均无明确规范。这也就为明代中叶后民间卖产取赎和索取“找价”行为开了方便之门。或者说，明代中叶所出现的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的田宅卖主索取“找价”行为，其实是钻了《大明律》的空子。成化二年（1466），户部尚书在陈述种种田产纷争时，其中“有依财富而重买人已卖田宅者，有卖时价贱、以后价贵而称价不敷者”一条，（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户部类·禁约纷争田产例》。） 即是因“卖”还是“典”之不清而引发的。
有鉴于典当和买卖混淆不清而引发的诸多纷争与诉讼之弊，弘治以后至万历年间，明王朝统治者相继制定和颁行了《问刑条例》，以对此加以解释和界定。
弘治《问刑条例》关于《大明律》“典买田宅”条的解释和界定内容如下：
一、典当田地器物等项，不许违律起利。若限满备价赎取，或计所收花利，已勾一本一利者，交还原主。损坏者陪[赔]还。其田地无力赎取，听便再种二年交还。
一、告争家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并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出卖文契是实者，断令照旧管业。不许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注：转引自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下册）第493—494页，卷五《户律二·田宅·典买田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影印一版。）
弘治《问刑条例》对《大明律》“典买田宅”一款的细化，显然是在民间告赎、告找田产纠纷与诉讼“展转兴词、打搅官府、欺害良善”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出台的。尽管这一条例仍未能就典当与买卖行为进行质的区分，但就典当田宅回赎事宜、告争田产期限问题，毕竟作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和界定。
然而，终明一代，有关田宅的典当与买卖、税契，以及买卖契约文字上的规定，都未给以具体而明确的规范。这样，许多地区的“找价”行为便只有根据地方官府的不同态度来分别加以处置了。
（二）关于“违禁取利”的立法规定及其调整
鉴于典当行为业已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自身统治，明王朝在有关放债和典当行为的诸多规范上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调整。
关于私放钱债和典当财物的利息。《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倘若违反者，律有明禁，“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
关于监临官吏放债和从事典当行为。明王朝予以严厉禁止，对违犯者，制定了从严处罚的条款。《大明律》规定：“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依不枉法论。并追余利给主。”
关于负债人违约拖欠不还债务的规定。《大明律》对违约拖欠不还债务者，也分别就所拖欠和不还之债的数额，作了相应的处罚规定：“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贯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贯以上，违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五十；二百五十贯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并追本利给主。”关于势豪不经告官而以私债强夺他人财物者，以及债权人因债务人欠债而准折、强夺债务人之妻妾子女、奸占债务人家妇女者，《大明律》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债务人利益的角度，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条款。“若势豪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若估价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数追还。若准折人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强夺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妇女者，绞人口给亲，私债免追。”（注：以上所列诸条均见《大明律》卷9《户律·钱债》“违禁取利”条。）
明代统治者对有关典当与借贷的法律规定尽管已很详备，但客观现实的发展远不像《大明律》制定者想象的那样简单。因借方和贷方的需要，特别是典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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