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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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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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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有裳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37页，卷9《户律田宅·典买田宅第九条例文》。） 显然，这一条例规定与《户部则例》的规定有冲突之处，按《户部则例》规定：“民人典当田房，契载年分，统以十年为率，限满听赎。如原业力不能赎，听典主投税过割执业。倘于典契内多载年分者，追交税银，照例治罪。”（注：乾隆《户部则例》卷16。） 为何会出现这一现象，薛允升一针见血指出：“总为多收税银而设。”（注：（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0《户律之二·田宅·典买田宅条例按语》。） 经过调整，田宅等不动产典当、取赎和找贴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
此外，在对民间田宅典当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和界定的同时，清政府还对包括旗地在内的官地典当作出了严格的禁止性规定。这类条例从乾隆五年（1740）禁止旗丁“将运田私典于人”，到嘉庆十三年（1808）“旗地旗房概不准民人典买”等，一共有三条之多。作出这些规定，很明显是出于为八旗生计考虑的目的。但事实上，旗地旗房的私下典当与买卖，早已成为公开的现象。与三条条例相抵触的其他关于旗地旗房典买、典卖的规条，在《户部则例》和其他相关文献中，都有不少的记载。这种立法相互抵触的现象，几乎已成为包括清王朝在内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
（二）关于“违禁取利”相关法律与条例的调整
与明代相比，清代违禁取利的高利贷现象更加普遍，“放债则八两当十两，取息则每月加二两，利上盘利，害及亲朋；动辄行凶锁吊，拳打脚踢，刀背皮鞭，血淋漓而怒犹不息。”（注：（清）秦世祯：《抚浙檄草·禁约兵丁》，转引自《清史资料》第二辑，第17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为高利贷盘剥而引致的纠纷、诉讼乃至命案，清代也远远超过明代。
为打击越来越严重的违禁取利的高利贷盘剥和保护旗人利益，清王朝在建国之初，即在《大明律例》的基础上，着手对典当和借贷行为进行法律规范。这些规范有的直接作为条例编入《大清律例》，有的则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诏令谕旨下达。
对明代弘治《问刑条例》中“听选官吏、监生等借债”条，清王朝仍然作为条例执行。但乾隆五十年（1785），山西民人刘姓等重扣放债逼死黄陂县典史任朝恩一案，由乾隆皇帝亲批的谕旨，可作为这一条例的补充。因该案件具有一定典型意义，我们特将其详情以及乾隆皇帝的谕旨照录于下：
乾隆五十年三月十四日，奉上谕：“前因山西民人刘姓等重扣放债，索欠逼毙黄陂县典史任朝恩一案，已降旨将刘姓等严究办理矣。前闻康熙、雍正年间，外官借债，即有以八当十之事，已觉甚奇。今竟有三扣四扣者，尤出情理之外。且向来文武员出京赴任，均有在部借支养廉之例，自道府副参以至微末员弁，准借银数，自千两至百十两不等，已属优厚。此项银两，因恐需次人员资斧缺乏，是以准其借支，原系格外体恤。在各该员果能自行撙节，已足敷用。若任意花费，正复何所底止。而市井牟利之徒，因得以重扣挟制，甚至随赴任所肆意逼偿，逼毙官吏。似此已非一案，实属不成事体。嗣后，赴任各官，务宜各知自爱，谨守节用，勿堕市侩奸计之中。若有不肖之员不知节减，甘为所愚，仍向若辈借用银两，亦难禁止。但总不准放债之人随赴任所，并令各该督抚严行查察。如有潜赴该员任所追索者，准该员即行呈明上司，按律究办。倘隐忍不言，即致被逼索酿成事端，亦不官为办理。庶可杜市侩刁风，而不肖无耻之员，亦知所儆戒。钦此。”（注：（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6《户律之八·钱债·违禁取利条例》。）
清王朝在立法上还对放债人用短票折扣等非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规定：“放债之徒，用短票折扣、违例巧取重利者，严拿治罪，其银照例入官。受害之人，许其自首免罪，并免追息。”（注：（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6《户律之八·钱债·违禁取利条例》。）
对军官和民人放债与八旗兵丁，清王朝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条例，对其加以惩治。不仅将放债之军官课以重罪，而且对失察文武官吏也规定了最为严酷的惩罚措施。显然，为维护国家机器军队和八旗的利益，清王朝与明王朝相比，更多地是倾向于对其进行保护。
清王朝还对内地汉人向少数民族如土司、苗黎等放债行为，进行了立法禁止。“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土司等交往借贷，如有违犯，将放债之民人照偷越番境例，加等问拟。其借债之土苗，即与同罪。”（注：（清）薛允升：《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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