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

    明清自中央朝廷至地方封建官府对典当和借贷行为的有关法律和法规的不断调整，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应当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尽管说典当业属于典型的高利贷行业，即使按照明清两朝封建法律规定的月息和年息的利息标准开展典当或放债，这些行业的高利贷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超过官方规定的利率标准的各种高利贷放债行为，在社会上更是普遍存在。至于那种强行逼债、准折抵押物和锁毙债务人等等非法行径，对已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显然是一种破坏，是社会的毒瘤，它腐蚀了社会的机体。如在偏僻的徽州山区，清代高利贷的盘剥，就曾引起了田主与佃户的双重反对，“民间置买田业，佃户领种，一户一佃，遵例皆然。惟徽郡恶俗，有等射利之徒，私放滚折，窥有租种田亩，辄令佃户立券抵质，按亩放银七八两不等，每两索取利谷二三斗。更有一种佃户，将些微酒食顶首，初放于甲，又放于乙，渐增渐多，往往过于契价。每年秋割，无论丰歉，将伊所放小买先行收足，然后再交业主田租。及至交割正租，有等刁佃拖欠短少，或将乾谷用水泡胀，搀和谷，多般搪塞。设或田主理论，起佃另召，辄敢勒掯，藉称小买名色，强霸耕种，以致买田之家常轮无租之赋，而小买之家反得无税之租。不特田主之受累匪轻，而穹民亦遭盘利病民”。（注：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一辑（2）第227页《黟县四都汪氏文书》，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最后形成词讼。但是，在融资渠道匮乏的明清时期，典当业和借贷业的确发挥了拾遗补缺、调剂资金和解决燃眉之急的作用。执行封建法律和法规，做到依法经营、合法获利的典当和借贷商人，是受到社会欢迎的。徽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不少地区，本着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灵活的经营理念，不仅没有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破坏，相反，它还起到了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作用。明代南京城内徽商典铺以低于法定利息的标准向社会称贷，其作用自然是积极的。明代歙县典商汪通保一再嘱咐叮咛子弟，“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收；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注：（明）汪道昆：《太函副墨》卷28《汪处士传》。） 在灾荒年份，一些拥有良好商业道德的徽商甚至“让息不取，饥民赖以存活者甚众。”（注：道光《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世俊公传》。） 即使是自己遇到了经营亏损，有的典商也不将其转嫁到债务人身上，而是独自承担损失。下面是一张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婺源典商江永泰在举力维艰、经营破产后，请求当地官府颁布的限期请债权人和债务人来店进行交割清理的告示：
    钦加同知衔署鄱阳县正堂加二级记录四次胡为给示停当候取事。兹据安徽婺源县职商江永泰禀称：于光绪二年在东关外开设永泰质铺，旋于光绪十四年领帖改开当铺。只以近年来生意清淡，费用浩繁，甚至入不敷出。职商踌躇再四，非沐恩准停业，实属力难支持。为此，粘呈印帖，恳请转详并恳给示，以便收歇等情到县。据此，除禀批示并据情详缴印帖外，合行给示停当候取。为此，示仰阖邑诸色人等知悉：尔等须知，该永泰典铺，现已禀缴印帖，停当候取。尔等所当衣物等件，赶紧照章措备钱文，携票取赎。若系日期未满，该典铺不得藉词不缴；已期满者，不准留利，亦不得强取。自示之后，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右给谕通知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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