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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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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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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告示实帖江永泰典铺（注：《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八日江西鄱阳县江永泰当铺歇业告示》，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
由江永泰通过江西鄱阳县知县依法申请歇业的这纸告示，不仅明确宣布了典铺因“入不敷出”而被迫歇业关闭的事项，而且还向客户告知了尽快前来清理债权、清算债务的信息。本来，按照奸商的逻辑，江永泰本来可以一夜将当铺内财物席卷而去。但作为守法经营的典商，江永泰并没有这样做。这纸告示是徽州典商依法经营的集中体现。
此外，一些地方官府，还从保护债务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颁布禁止违禁取利的行政法规，有的甚至明确要求典当让利于民。雍正末至乾隆初，出任江西按察使的凌焘，就曾颁布《示当铺》的地方性行政法规，要求各处当铺守法经营，让利于民。告示云：“为晓谕事。照得典铺酌让利息，原经本司会议，除行息仍照旧二分外，如有当物期满一年取赎者，让利一月；二年取赎者，让利二月。久经颁示饬遵在案。兹届岁暮，民间典取倍于平时，诚恐法久禁弛，合再通示晓谕，仰典商人等知悉，务遵详定成规，期满一年，让利一月，二年让利二月，戥头水银务要出入一例，毋得恣意苛剥。至于乡民远来取赎，尤宜随时给发，不得任意刁掯。倘或视为故套，不遵劝谕，一经访出，法在必究。慎之毋忽。”（注：（清）凌焘：《西江视臬纪事》卷3《条教·示当铺》。） 不仅江西有这样的让息减息之地方法规，在广东，类似的地方法规也有颁行。嘉庆年间，“百鞠先生总制两广时，为质库立约法：岁自十月朔始，至除夕止，凡质者皆减息、赎息，三分则减一分；二分息者减五厘，；以一分五厘行息者，减其三。于是，赎者多迟至十月。谓其息之减也如是已有年。”（注：（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下。）
在城市典当业发达、典当商人追逐暴利和官吏势豪恃势巧取豪夺之际，明清时期不断有在朝或在野官绅发出禁逐典商的呼吁。这对禁止和打击暴利经营、倚官豪夺式的高利贷经营者无疑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小规模便民式的质铺和乡村短押小铺对调剂百姓余缺、稳定乡村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明代户部尚书方钝就曾提出不能禁逐质铺和短押小铺的建议。他说：“质铺未可议逐也。小民旦夕有缓急，上既不能赍之，其邻里乡党助一臂之力者，几何人哉？当窘迫之中，随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质焉，可以立办，可以亡求人。则质铺者穷民之筦库可无议逐矣。”（注：（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5《三宜恤》。） 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十一月在一道谕旨中，也对民间质押小铺的作用给予首肯，并立法加以保护，谕旨称：“民间典质称贷，有无相通，事属常有。江西省所属，向有殷实之户，于青黄不接之时，将余谷听农民质押，以有余补不足，沿行日久，贫富相安若再加立禁令，官为限制，事涉烦苛，致滋流弊。”（注：《清宣宗实录》卷45，道光二年十一月壬辰条。） 显然，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在打击和取缔“违禁取利”的不法典当商铺的同时，致力于保护民间正常的借贷业——质铺或短押小铺的举措，是有利于乡村经济发展和既有社会秩序维系的。
总之，明清两朝关于典当和借贷行为的立法调整，就根本目的而言，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日益腐朽的封建政权的统治。但就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来说，的确也是功不可没。或者说，这些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立法调整，反映了两朝统治者统治经验的成熟。这些立法调整，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应当说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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