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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典当和借贷法律规范的调整与乡村社会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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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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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借贷业丰厚的利润，使得从事这项职业者很难执行《大明律》中“违禁取利”的条款。不仅明太祖当初以诏令形式颁布的“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注：《明英宗实录》卷66，正统五年四月条。） 禁止性条款得不到执行，即使是《大明律》中规定的典当和借贷的取息利率和其他事项都很难被彻底执行。
首先是典当和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大明律》规定的月息不过三分和“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的规定。在赵毅先生所列的正统至崇祯年间松江府华亭县、河南邓州、顺天府句容县、广西、钦州、四川松潘、江南三吴和广东廉州等12例私债利率，都远远超过了明王朝法定的月息不过3％、年息不过36％的标准，其中利率最低一例约60％，最高一例为600％。（注：赵毅：《明代豪民私债论纲》，《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事实上，600％的利率远不是明代高利贷放债者的极限。“以一取十”（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申明旧制条约事》。） 的1000％的高利贷放债者依然大有人在。“（借银）若迟还，利上加利，有揭银一两，还至五七两者。”（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军职债主多取俸利问罪追还枷号一月例》。）
其次是官吏参与经营典当和借贷现象普遍。在“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社会变迁中，金钱成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于是，在暴利的驱使下，权贵势要纷纷参与典当和高利贷的放债经营，上自京师朝廷官员，下至地方王府、布政司、按察司、卫所、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或亲自参与放债，或指派亲属经营、或蓄养奴仆家丁放债，种种非法放债之例，不胜枚举。如在江西鄱阳，“各王府内臣、仪宾、典膳等往往纵容家人，在于各乡置立庄田，占卖民产，以致逼民无所，逃移为非。甚至粮不过割，累害里甲赔貱。拔军在庄看守，扰害居民，举放私债，累利加算，准折田产、房屋者有之，折准孳生人口者有之。逼迫多端，甚为民害。”（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禁约典膳仪宾等置产放债害人例》。） 成化初年，“有等管军头目，恃权挟势，往往使令家人、伴当及跟随人等，假倚买卖为名，将杂银、粗布散放与各路卫所管操、管屯官员，及散与该管旗军余丁，每杂银一两，强买细米一石一二斗。又逼令出备车牛装送。其管操、管屯官员，因而各将自己物货，混同在内撒放，加倍取利肥己。”（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各边管军官于所部内放债及强买马匹》。） “近年以来，多有京官放债，不体虚实，或借本处军匠，累害原籍户丁；或放他处粮户，冒名复追里甲，违禁取利。多则钉对，少加八，每令子孙家人具状府县，以势追取。”（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放官债以侵民例》。）
再次是非法逼债猖獗，官豪势要以私债强行占有债务人田产、财物，以暴力手段强夺暴打准折债务人妻女子弟， 甚至为此致死人命者之事屡见不鲜。 成化十年（1474）八月，礼部等部衙门在为“建言民情事”的奏疏中，对势豪之家及其泼皮无赖之辈非法逼债及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曾有深刻揭示。
近年，有等豪富之家举放私债，多累伴当家人，不问乡曲旧家故官子，一或借贷，辄使三五成群，络绎坐地取要。少失疑侍，秽言辱骂，或拿到家锁打逼追，致死人命者有之。又有一等不才致仕官倚势，因子孙众多，下乡狼虎害人，准折家业。遇民逃窜，甚至拿锁灶场、牛栏等处，有因受气不过而自缢者，有因饥寒致疾而累死者。又一等家族众盛，暴横乡里，打骂故不足言，侵夺尤莫能御。一逢势均力敌之家，聚众辄至一二百，彼此逞凶，殴打人命。又有一等泼皮小民，设遇前项人家，则即敛手屏息，稍遇势不如良善，取租索债，即将老幼久病之人打死，及将怀孕妇人堕胎，图赖乡里。里长措怕人命劝和，要银多至三二百两者有之。又有一等健讼刁民，凭恃刁泼，每遇良善债主，驾捏虚词，妄控骗害。凡此五种，深为民患。（注：（明）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户部类·债主关俸问不应》。）
这是成化十年（1474）八月初八日礼部等衙门接受候选同知毛瑗的建言，而向明宪宗题奏的奏疏。其中所列的富豪势要和泼皮无赖之辈五种放债苛民的暴行，令人发指。典当和借贷中的种种非法行为，严重侵害了债务人的权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抗。为打击非法典当和借贷害民，维护社会的既有秩序，明朝统治者自明代中叶起，便着手对《大明律》中“违禁取利”的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并以判例的形式，编纂成所谓的《问刑条例》，作为整合由典当和借贷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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