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论证了汉律篇章只有九章，九章由若干个二级律篇组成。这一说法可以解决汉律存在众多九章之外的律篇问题，证明传世文献关于汉律九章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一说法还可以使我们对文献记载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晋书·刑法志》说汉律“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所谓“集类为篇，结事为章”，就是一“事”制定一律（章），一“事”（章）下有若干律条，若干性质相同的“事”（章）被归在一个律篇之下。（注：汉代对于“篇”、“章”的使用比较混乱。最典型的例子是《九章律》本身，“九章”无疑是指构成汉律典的九个律篇，但是，汉代人不把其称之为“九篇”却称之为“九章”。此外，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一篇，但人们有称之为《急就篇》者，有称为《急就章》者。《说文·文部》：“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段注：“歌所止曰章。”《竹部》：“篇，书也。”段注：“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古曰篇，汉人亦曰卷。”朱骏声《通训定声》：“篇，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汉书·公孙弘传》：“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颜师古注：“篇，简也。”由此看来，在汉代“篇”、“章”的具体指向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用在文书上意义大致相同，即完整记录一件事情的书简。将篇章之义明确区分开来，由“篇”统“章”，不知始于何时，但至《晋书·刑法志》成书时显然已经如此。一些学者根据《汉书·晁错传》关于景帝即位后晁错“更定法令三十章”的记载，认为它表明除《九章律》外，尚有更多的法令存在。我认为此处的“章”与九章律的“章”意思不同，而与《晋书·刑法志》“结事为章”的“章”相同，因此不能作为当时九章律之外有更多律篇存在的证据。）即“章”构成汉代律典的二级篇目，“篇”构成律典的一级篇目（如九章律的九章）。（注：冨谷至认为篇等于构成法典的编目，章等于构成法规的条文，与我的看法不同。参见冨谷至：《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学報》（京都）第72册，2000年。）魏律《序》说：“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萧何定汉律九章，虽然较之秦律增加了三篇，但是相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仍嫌篇目过少，从而使它的容量受到很大限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汉王朝针对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出台新的律篇，这些律篇的性质可能并不完全契合原有的九章，但是，在未增加律篇篇目的情况下，它们只能被勉强归入九章中的一章，从而使篇目内容与篇目性质相疏离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是魏律将篇目从九篇增加到十八篇的根本原因。
    如何看待叔孙通所作“傍章十八篇”以及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它们与汉律九章的关系是什么？魏律《序》说魏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正律九章显然指萧何所定九章律，“科”、“令”的概念亦十分明确，但是，“旁章”到底指什么？旁章与九章律的关系是什么，即它们在汉代法律体系中各处于什么位置？这些是本文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实，假如汉代二级律篇的篇名与一级律篇有所区别，或者传世文献明确记录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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