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汉代，“律”（注：《说文》：“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与“仪”是两个有交叉的概念。《说文·人部》：“仪，度也。”段玉裁注：“度，法制也。”《墨子·天志》：“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在上述情形中“法”与“仪”两个概念可以互换，而“法”是包含“律”的更大的集合概念。（注：张建国《秦令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问题略析》（《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一文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律’被确定为一种特称的法律形式开始，就是为了和其他法律形式如‘令’等等相区别的。在这个时期（秦汉时期，笔者加）能够作为法律总称的应当是‘法’。”但是，他据此推测“象《秦律十八种》，在实际意义上来说，可能需要改称为《秦法十八种》。因为象其中标在一些简文末尾的‘关市’、‘工人程’、‘均工’、‘司空’、‘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名称，也许根本不是律名，而是其他法律形式的名称，并且不排除其中有些是秦令的可能性。”则与本文的论旨不同。）《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颜师古注：“理官，即法官也。”更明确表明在汉人眼中，“礼仪”与“律令”具有某种同一性。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直接将律令称之为“仪”，（注：《后汉书·应奉列传附子劭》，亦见《晋书·刑法志》。）亦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晋书·刑法志》载，泰始三年晋律修订完成，晋武帝下诏要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予以嘉奖时说：“昔萧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禄赏，其详考差叙。辄如诏简异弟子百人，随才品用，赏帛万余匹。”可见在晋武帝心目中叔孙通“制仪”与萧何“定律令”以及晋修律令乃是同一性质的举措。《晋书·刑法志》在述及晋律时说：“（晋文帝）于是令贾充定法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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