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隶、牧、圉皆有亲

匿，以相辅佐也。……士传言，庶人境，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宣公十二年》载

随武子对晋中军帅桓子说：“民不罢劳，君无怨怼，政有经矣。……商、农、工、贾不败

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他们所用的都是狭义的“民”的概念，因此所谓“民

本’’，就是指城邦政治必须建立在满足城邦公民（兼括某些家奴）利益和权力要求的基础

之上。可见，春秋民本思想的社会内涵已经大大不同于氏族部落的公议传统，也不同于西

周时代笼统的民本观念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民本”仍然意味着阶级和等级的限

制，刑徒、战俘、野人、奴隶，并不包括在“民”的范畴中。民本思想反映出春秋时代的

政治重心仍在中下层贵族和平民阶层。

我们认为春秋时代的民本思想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还不只于上述理由。它的时代特

色和创造性集中表现在“民为神主”的观念上。

《国语·楚语下》中记载，楚昭王有一次问大夫观射父：如果不是传说中的颛项帝的

分掌天地事务的官吏将神的世界和民的世界划分开来，民能不能登天，与神平起平坐？观

射父回答说，自古以来民和神就是不可混淆的。只有民中的那些精神特别纯粹、道德极其

高尚、智能格外发达的人，才可以请神通神。这就是巫、觋。巫觋沟通天地神民、规定人

间的宗法、礼仪。于是从巫师中产生了分管天地神民各类事务的官吏，“民神异业，敬而

不读。”观射父所说的正是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部落组织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的历史，应

该是符合东方古代历史演进的实际情形的，它说明了东方奴隶制的产生确有内外两个方

面的原因。在外是由于部落争战制造了阶级对立；在内是由于巫教组织结构导致特权阶层

的产生。所谓“民神不杂”正反映了由通神祭把特权，导致政治、经济特权的产生过程。

这就是观念和政治反作用于社会基础结构的明证。观射父又叙述说，由于东夷集团（九黎）

与华夏集团（少皋）的民族战争，以致“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

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读齐盟，无有严威。”这一民

神混淆的时期，恰是土著民俗对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抗拒，巫、教祭祀特权的丧失，正是政治统

治秩序的混乱。观射父认为周宣王的时代，祭耙制度的混乱致使民神异位的情形与“九黎

乱德”正相类似。“当宣王时，失其官守……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

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在观射父看来，颛项时所设的沟通天地的官吏

重和黎是负担着协调民神的责任的；然而，诸侯在其封国内获得祭祖神抵和宗主的特权以

后，使神民对立起来，以神临威万民，从而毁坏了天地有别而又保持协调的秩序，又有一

次，观射父与昭王讨论把神与制民的关系。他认为，把神的仪式和品物应“求备物，不求

丰大”，重在“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祭祀之所以重要，并非是要取媚于神，而是

“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就是说，祀神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民。他说：“夫

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民众

的欲望和精神要求即是“民气”。若是放纵民气，民气就会堕落、沉滞、萎顿，整个民族

的生命力就会衰颓。国家不能有效地调动支配，民众自身生命力量又不能积极增长，封国

封邑都不能巩固。故而，把神是为了建立超然的信仰，是为了聚集民力，协调上下左右的

社会关系，在自上而下的战战兢兢以事百神的气氛之中，民间的秩序也就由此得到了协调

的治理。观射父的观念可谓是“民本神统”论，敬神的目的不在媚宠其神，而在抚定万

民；保民不采取纵民所欲的短见措施，而以敬奉神祗的方式来统协万民，使民气振发，致

力于社会安定发展。这大约正是周代礼乐文化所遗留下来的最正统的观念了。当然观射父

身处巫风炽盛的楚国，特重把神以保民的政治措施，还有地域文化的原因。

在周惠王统治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动荡，民神关系已经是周王朝大夫们所特别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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