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他也曾说：“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

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

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

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

范蠡所言的“大道”，显然就是伯阳父所说的“天地之后”，太于晋所说的“物有所归”

的“自然之道”、“生物之则”。其思想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综上所述，春秋时代新世界观的建构线索是：从本体论未看，殷商的唯神论发展到西

周的唯命论，在春秋经由物本观念和阴阳辩证观念的改造，又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

天道论；从运动观来看，殷商的迷信的偶变统计学，依次发展到西周初的“无常论”（兼

有不可知论色彩）、西周盛世的“不易论”、春秋初的“元序论”、“矛盾论”，最后达

到对自然社会普遍的运动法则的初步意识。在这一漫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体

上看到，人们是怎样在曲折前进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走出神秘主义的迷津，迈向理性主

义的明朗天地。

二、民本思想与仁德政治

如果说物本论意味着春秋时代哲学世界观建构的崭新致思趋向，那么民本论的产生，

则是春秋时代社会政治观念的重大变革。

民本思想是周人自西而东，联合诸氏族方国讨伐殷商时高扬起来的思想旗帜。周穆王

时祭公谋父论述周人的民本思想传统日：“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

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厂谓民本，即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以刑威制民，以仁德怀民，使民性纯朴、民心齐

一、国力强大，造成稳固的政治基础。这是周代奴隶主贵族在上升时期的主观愿望。当

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所谓“民”，主要指的是周族人民。

由于周人有这样一个传统，在周礼体系当中不乏民本思想的成分。例如周代王室对于

了解体察民情十分重视。太师官职之下置行人、遒人、远人，使之深入民间问政。《周

礼·小司寇》条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

三曰询立君。”参加质询的人有王、三公、群臣、州长，及乡遂、公邑、都鄙群吏。《秋

官》“小行人”条下记载这一职务负责考察各邦国人民的生活利害情形、礼俗政事教治情

形、灾异病害贫困情形、康宁平安娱乐情形，分撰成文，上报王者。《周礼》里面记载的

不一定都是历史实情，但是可以肯定，周王朝建立以后，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并利用

了氏族部落时代已经产生、由农村公社组织实施的公议传统。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文化的

限制，只有在较小的组织范围内，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因而当国家机器发达起来，

社会等级日益严格复杂，公议传统才逐渐衰落了。由此而造成的执政者与民众的隔离和对

立，就成为影响政治清明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

春秋城邦政治的发展给恢复古代民本传统提供了一个历史际遇。概述其原因有：（1）

统治疆域有限，语言和文字传播手段有效，使城邦居民直接参政成为可能；（2）社会阶级

结构动荡，中下层贵族和平民参政能力加强；（3）经济、军事扩张迫切需要招诛、繁殖人

口，强化从事生产和战争的民力；（4）用清明的政治、日益改善的经济生活待遇和社会等

级升迁来吸引民心，特别是吸引民众中的贤能，已较之用神权刑威约束民心更为有效。基

于上述原因，富于新的时代特色的民本思想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和伦理观的核心。

春秋时期的“民”的概念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民”是与“君”、“官”相

对的，指广大的被统治被驱使者，即所谓“百姓”。狭义的“民”原是捐城邦乡遂间的公

民，其主要成分是士农工商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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