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继承了殷商巫觋文化的传统的,他们的世界观中已经渗透了
巫现文化观对宇宙变化事象的敏感。这在《周易》卦辞里就表现得很突出。不过,巫教所
理解的变化是超人的神秘的现象,因而,认识世变的方法是通过的龟甲、筮蓍草,利用变
幻莫测的数字符号取得所谓“前兆”呈示。而后,再由善于沟通“天人之际”的巫师们作
出种种解释。这类巫教范畴的认识世变的方法,在没落的王公贵族和缺乏理性的人们当
中,当然还一再被启用,但是,春秋时代却发展出一套哲学化的认识世变的方法,它基于
理性良知的觉醒,最终走向新世界观的建设。
据《国语·周语》记载: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
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追而不能祭,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
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
财用,不亡何时?昔伊、洛竭而复亡,河竭而商亡。令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
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微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
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
东迁。
周王室大夫伯阳父对周朝命运所作的不祥的预言,是基于他对自然灾变的观测。尽管他的
言论还带着一些神秘的巫教色彩,然而他不同于一般巫师的特色在于,他在说明自然灾
变本身的物理原因和自然灾变与国运衰变之间的关系时,却是基于经验的总结和理性的
概括。事物变化的内在原因是实在性的。“天”在这里是非意志的纯粹自然。天地山川之
间周流运动的是物质性的“气”。气分为阴阳两类,互为对立,互为功能,构成变化运动
的规律(序)。阴阳二气的平衡和互补决定了自然界的调适、稳定;阴阳二气的失衡和相
迫,造成自然的颠覆、灾变。水土气通润演,便生育万物,富国养民;若气脉郁压结迫,
便乏财用,终至于国弱民乱。由此可见,伯阳交对周未世变的解释,不再拘泥于“昊天成
命”或“昊天不惠”的旧观念,他通过还“天”以其“自然本性”,通过阴阳二气的范
畴,终将自然灾变及人世灾变归结到物质本原。
“物”的概念与祭品有关,它的字源本义是“杂色牛”,牛是最重要的祭品。《诗·小
雅·鱼丽》是一首赞美祭品的咏物诗,诗中言道:“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
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物因其本义指最重要的祭品,故而后来泛称一切祭品。
周人对“物”的重视、品尝、观赏,往往与祭祀礼仪相关。周人欣赏祭物品种的丰盛(“多”),
从丰富的配合中见出美丽(“嘉”);欣赏祭物的美味(”旨”),从五昧的配合中见出
和谐(“偕”);欣赏祭物的绵延不绝(“有”),从祭物与节令的配合中见出自然界生命
的周流不息(“时”)。“物”在周人的心目中,是关乎“财用”的实在,又是众美集合
的实在。不过,“物”在西周时并不具有其哲学的意义。“天生丞民,有物有则”,物是
物象,则是物序,而这一切都是由“天”所派生的。天是超然的客观意志。当“天”的自
然物质本性在东周之初得到人们理智的重视以后,“天”才与普遍的物质性的“气”成为
同一。周大夫芮伯对周厉王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万物被理解
为是地受天气而后育成的。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洛二水泛滥,威胁王宫,周王打算用壅
堵方法防范。太子晋进谏道:“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
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于库,以钟其美。是
故聚不也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沈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太
子晋显然认为,大自然有它自在的运行规律,人的生存忧患全系于物体。“古之圣王唯此之
慎”,即必得遵循自然的规律。他举例说,共工氏不遵循自然法则,“欲壅防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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