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
 |
时间：2009-7-24 13:48:10 来源：不详
|
|
|
衝擊著用現代領土當歷史疆域來研究中國的傳統做法，也改變了過去只有「一個歷史」，而且是以「漢族中國」為「中國」的論述。但是，需要問的是，這種似乎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的方法和立場本身6，是否又過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歷史的差異性，或者過度小看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文化同一性？因為它們也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也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後設觀察，比如現在流行的後殖民理論的中國版，那麼，它背後的政治背景和意識形態如何理解？特別是，作為中國學者，如何盡可能地在同情和瞭解這些立場之後，重建一個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這是本文要討論的中心話題。
一 從施堅雅到郝若貝：「區域研究」引出中國同一性質疑
1982年，郝若貝（Robert Hartwell）在《哈佛亞洲研究》上發表了題為《750-
1550年中國人口、政區與社會的轉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的論文，他認為中國在這八百年來的變化，應當考慮的是（一 ）各區域內部的發展，（二）各區域之間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組織，（四）精英分子的社會與政治行為的轉變，他把唐宋到明代中葉的中國歷史研究重心，從原來整體而籠統的中國，轉移到各個不同的區域，把原來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階層，分解為國家精英（Founding elite）、職業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紳（local elite or gentry），他特別強調地方精英這一新階層在宋代的意義，這一重視區域差異的研究思路，適應了流行於現在的區域研究，並刺激和影響了宋代中國研究，比如韓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對撫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區域的研究7。
當然，對於中國的區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並不是從Robert Hartwell開始的，而是在施堅雅（William Skinner）那裏已經開端，施堅雅在他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非常強調以城市為中心的區域8，不過，這種具有明確方法意識和觀念意識的研究風氣，卻是從八九十年代以後才開始「蔚為大國」的。公平地說，本來，這應當是歷史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深化，中國研究確實在很長時間裏忽略地方差異性而強調了整體同一性，這種研究的好處，一是明確了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差異，二是凸現了不同區域、不同位置的士紳或精英在立場與觀念上的微妙區別，三是充分考慮了家族、宗教、風俗的輻射力與影響力，尤其是近來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區劃，重視宗教信仰、市場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種「關係」構成的空間網絡，使這種區域研究更吻合當時的實際社會情況9。
這一區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學術界同樣很興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樣得到廣泛使用，領域也在擴大，除了眾所周知的斯波義信在施堅雅書中關於寧波的研究，以及此後關於江南經濟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會史研究中，也同樣有相當的呼應，這一類研究成果相當多，正如岡元司所說的那樣10，尤其是1990年以後的日本中國學界，對於「地域」的研究興趣在明顯增長，這種區域的觀察意識在很大程度上，細化了過去籠統的研究。舉一個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領域，小島毅的《地域からの思想史》就非常敏銳地批評了過去溝口雄三等學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點根本的問題，第一是以歐洲史的展開過程來構想中國思想史，第二是以陽明學為中心討論整體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揚子江下游出身的人為主，把它當成是整體中華帝國的思潮11。這最後一點，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運用了「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