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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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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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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觀察視角，它使得原來朦朧籠統的、以為是「中國」的思想與文化現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個區域，使我們瞭解到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動，其實只是一個區域而不是彌漫整個帝國的潮流或現象12。 （杨老师的阐述的“儒学地域化”）
如果在這種區域研究基礎上，對宋代到明代中國的進一步論述，這應當是相當理想的，至今這種研究方法和視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有時候一種理論的提出者，其初衷與其後果卻並不相同，理論與方法的使用，並不一定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區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卻意外地引出了對「同一性中國歷史、中國文明與中國思想是否存在」的質疑。
二 從亞洲出發思考：在亞洲中消融的「中國」
如果說，作為區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蘊涵了以地區差異淡化「中國」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溶解「大」，那麼，近年來區域研究中對於「亞洲」或者「東亞」這一空間單位的熱情，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大」涵蓋「小」，也同樣在淡化中國的歷史特殊性13。
對於「亞洲」的特殊熱情，本來與日本明治時期的亞洲論述有關，那是一段複雜的歷史，我在另一篇論文裏面已經討論過了，這裏不必去討論14。其實，對於「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敘述空間的芥蒂，也不始於今日，而是在明治時代就已經開始，而在二戰前後的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舉一個例子，二戰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論》，開頭就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如果要維持大中國的同一性，根本沒有必要推翻滿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則應當放棄邊疆地區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領屬和歷史上的敘述15。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在廣島大學的系列報告中，便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敘述理論，此年以《大東亞史の構想》為題出版16。當然這都是陳年舊事，但是，近年來由於一些複雜的原因，日本、韓國與中國學術界出於對「西方」即歐美話語的警惕，接受後殖民主義理論如東方主義的影響，以及懷著擺脫以歐美為「普遍性歷史」的希望，這種「亞洲」論述越來越昌盛，他們提出的「東亞史」、「從亞洲思考」、「亞洲知識共同體」等等話題，使得「亞洲」或者「東亞」成了一個同樣不言而喻的歷史「單位」，從宮崎市定以來日本習慣的「アジア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楊柳枝」17。
應當承認，近年來日本、韓國、中國的一些學者重提「亞洲」，在某種意義上說，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國家的政治邊界，重新建構一個想像的政治空間，對內消解「國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權」的意義，但是從歷史上看，亞洲何以能夠成為，或者甚麼時候可以成為一個可以互相認同、有共同歷史淵源、擁有共同「他者」（歐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甚至是政治共同體？且不說亞洲的西部和中部現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也不說文化和歷史上與東亞相當有差異的南亞諸國，就是在所謂東亞，即中國、朝鮮和日本，何時、何人曾經認同這樣一個「空間」，承認過一個「歷史」18？我在前引文章中就提出，「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想像和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卻還是一個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別從歷史上看尤其有疑問。
不必說「亞洲」或者「東亞」本身就是來自近代歐洲人世界觀念中的新詞，就說歷史，如果說這個「東亞」真的存在過認同，也恐怕只是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的事情。在明中葉以前，朝鮮、日本、越南和琉球對於中華，確實還有認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漢晉唐宋文化，畢竟還真的是「廣被四表」，曾經讓朝鮮與日本感到心悅誠服，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也就在這種眾星拱月中洋洋得意。可是，這種以漢唐中華為歷史記憶的文化認同，從十七世紀以後開始瓦解。先是日本，自從豐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發佈驅逐天主教教士令，宣佈日本為「神國」，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鮮，不再顧及明帝國的勢力，其實，日本已經不以中國為尊了，不僅豐臣秀吉試圖建立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大帝國，就是在學了很多中國知識的德川時代的學者那裏，對於「華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麼按照地理學上的空間來劃分了，從中世紀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來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他們開始強化自我認識，1614年德川秀忠發佈「驅逐伴天連之文」中，自稱是神國與佛國，「尊神敬佛」，在文化上與中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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