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 |
 |
时间：2009-7-24 13:48:10 来源：不详
|
|
|
坦、孟加拉等國家，如非洲大湖區的國家，在這種已經被撕裂的族群和國家的重建中，確實有按照新的民族國家重新建構歷史的現象，但是始終延續的中國卻並不是在近代才重構的新的民族國家；後現代歷史學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路和依據，另一方面來自歐洲的近代歷史，我們知道，歐洲近代有民族和國家重構的普遍現象45，因此霍布斯邦說「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相當晚近的新現象，而且還是源於特定地域及時空環境下的歷史產物」46。然而這裏所說的「人類歷史」其實只是歐洲歷史，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分裂，但因為一有覆蓋更廣的「漢文化」，二是習慣認同早期的「華夏」，三是中心和邊緣、「漢族」和「異族」有大小之差異，所以，政治、文化與傳統卻一直延續，所以既無所謂「文藝復興」，也無所謂「民族國家」重建。
對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我有一個可能是很固執的觀念，即從歷史上看，具有邊界、具有他者即構成了國際關係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後，由於異族國家的擠壓和存在中已經漸漸形成，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生活倫理的同一性又相當深入與普遍，政治管轄空間又十分明確，因此，中國民族國家的空間性和主體性，並不一定與西方所謂的「近代性」有關47。在這樣的一個延續性大於斷裂性（與歐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籠罩下，中國的空間雖然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和穩定，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定層層積累的傳統。在宋代之後逐漸凸現出來的以漢族區域為中心的國家領土與國家意識，則使得「民族國家」相對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認同的基礎，不僅如此，從唐宋以來一直由國家、中央精英和士紳三方面合力推動的儒家（理學）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識化，使得來自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48。因此，這個幾乎不言而喻的「國家」反過來會成為漢族中國人對歷史回憶、論述空間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使他們一提起來就說自己是「炎黃子孫」，使他們一想起來就覺得應當遵循「三綱五常」的秩序，使他們習慣地把這些來自漢族文明的風俗當作區分自我和異族的標準。（参考陈寅恪的相关观点）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很「特殊」，或者說，歐洲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形成途徑很「特殊」。在中國，至少從宋代起（這就是為甚麼宋代是中國的「近世」），這個「中國」既具有安德森說的那種「傳統帝國式國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國家」的意味49。作為一個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國家，漢族中國很早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空間的邊界，它甚至比那些單一民族國家（如日本、朝鮮）還清楚地認同這個空間作為民族國家的不言而喻，但是，作為一個邊緣相對模糊的「中華帝國」，它的身後又拖著漫長的「天下中央」、「無邊大國」的影子，使它總是覺得自己是一個普遍性的大帝國。因此，對於複雜的中國，後現代歷史學關於民族國家的理論，未必就像在其他國家那樣有合理性。 六 如何在中國歷史中理解歷史中國？
西川長夫曾經歸納道，現代國家作為國民國家，與傳統帝國的區別有五個方面，一是有明確的國境存在（國民國家以國境線劃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空間，而古代或中世國家雖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機構，但是沒有明確的劃定國家主權的國境），二是國家主權意識（國民國家的政治空間原則上就是國家主權的範圍，擁有國家自主權不容他國干涉的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理念），三是國民概念的形成與整合國民的意識形態支配，即以國家為空間單位的民族主義（不止是由憲法、民法與國籍法規定的國民，而且由愛國心、文化、歷史、神話等等建構起來的意識形態），四是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空間的國家機構和制度（不僅僅是帝王或君主的權力），五是由各國構成的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的存在表明民族國家之主權獨立與空間有限性）50。
這是一個日本學者的說法，但卻是以歐洲為思考背景的定義。然而，歐洲的定義並非來自亞洲資料而是來自歐洲歷史，尤其是近代的歷史，並不一定適用於東方諸國特別是中國。我一直很反對把一種本來是來自歐洲歷史的描述方式作為普遍歷史的統一尺度，儘管十六世紀以後，歐洲的「國際秩序」和「近代性」逐漸取代東方「朝貢秩序」和「傳統性」，並獲得了普遍性身份，但是那種本來只是區域的經驗和規則，在解釋異地歷史時，總有一些圓枘方鑿之處。和歐洲不同，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心向邊緣彌漫開來的，即使不說三代，從秦漢時代起，語言、倫理、風俗和政治就開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