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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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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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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织造的地位、机制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终顺治一朝，江南三织造设而罢，罢而复初，初步厘定了有关规章，总算勉强维持住生产。真正扩充发展是进入康熙朝以后的事。到康熙二十年代，其规模与产量已超过了前此朝代的任何官织造业。康熙当政后不久，即陆续委用自己的亲信包衣为织造，官品不高，包衣身份“下贱”，但因为是奉敕执行职务，便具有钦差的资格；更因拥有关防印信，实际上便形成为可以与当地督抚平起平坐的特别衙门。特别是到了中晚期，康熙帝更赋予李煦、曹寅(含其后代曹颙、曹勷)等以特殊的政治任务，允准他们可以“专折密奏”，要求他们注意“打听、奏闻”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密切监视“各行人等”的动向，“亲手写奏帖来。”这种种殊遇都已远远逾越出织造的本职本级。在第三阶段，雍正与乾隆帝统治时期，由于特殊政治需求的关系，三织造的政治功能开始萎缩，恢复了以本行业务为主的职能。赵云田在《清代东北的军府建置》(《清史研究》2期)和《清代新疆的军府建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期)两文中，分别对清代东北军府与新疆军府设置的原因、主要职掌及其历史作用等进行了探讨。王文明在《试论清代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3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官制确有一些突出的特征。如在中央设军机处一统皇权，在地方设督抚为皇帝亲信，满汉复职制体现了民族歧视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御史制度的改革反映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在边地实行特别行政区管理制度，亦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必须，翰林院的设置和科举正途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有关官吏管理的若干规定(致仕、回避、丁忧、补缺、处分、薪俸等)比较切实可行等等，这些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政权性质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此外，王佩环在《试论康雍时期朋党之争及其危害》(《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中，则从另一角度对清初朋党产生的渊源及其主要集团、朋党危害等问题作了详考，认为康雍时期朋党之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中央集权的统治，对经过长期战乱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造成了新的威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恶劣影响。
对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的研究有所加强，是本年政治史研讨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15年组建满洲八旗之前，是否有过一个四旗的发展阶段?目前史学界见解不一。有的主张1615年八旗(即八固山)建立之前，并无黄、红、蓝、白四旗(即四固山)，而有的认为八旗之前建过四旗。孟昭信的《八旗初创期旗制考略》(《史学集刊》4期)一文，同意后一种说法，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旗建立的时间、方式等作了详尽考述，认为满洲始建四固山的时间，当在十七世纪的最初几年。四固山分别由努尔哈赤、褚英、代善和舒尔哈齐(已酉年后为阿敏)等四人专主，以黄、白、红、蓝四面画龙旗为标志。编设牛录，成立固山，建立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体现满族社会的巨大变革，必然伴随极为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八旗制度日臻完善，满族凝聚力得到加强，汗权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从而为后金国家的诞生做了充分的准备。佟永功、关嘉录则在《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述略》(《历史档案》3期)一文中，对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由来、职责以及清政府对其的控制和管理等官方文书与史籍或载记阙如，或语焉不详的问题，进行探讨，表述了自己的见解。李燕光和韩国的任桂淳在《满学研究》第一辑发表文章，分别对清代八旗汉军与八旗驻防财政的问题作了有益的研究，为这一研究的拓深提供了助证。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第十册，专列一节，对八旗满洲军兵的衰落与八旗生计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满洲八旗兵丁享有特权，养尊处优，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师尤为严重。这显示着满族统治危机的日益加剧。
人物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又有佳作问世。彭云鹤的《康熙帝屡拒群臣奉上尊号评析》(《北京师范学院学报》6期)一文认为，康熙帝之所以能有如此正确而明智的见解和作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所决定：一是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从不愿被人们所圣化；二是康熙帝毕生勤奋好学，善于总结吸取前人经验教训，指导自己的行动；三是康熙始终注重实践，身体力行，讲求实效。对清史学界颇有争议的雍正帝继位问题，张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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