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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清史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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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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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疾病。三是婴儿死亡率高。它与前两项原因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行龙在《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矛盾》(《中国史研究》4期)一文中指出，从清代以来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以及田价、粮价上涨的趋势来看，清中叶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人民反抗斗争的次数同人口数量的增长有着一种正比例的关系，而与人均土地面积却存在着一种反比例的关系。而土地兼并的加剧也是在清中叶以来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既是清中叶社会繁荣的原因，也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但当清中叶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4亿，而人均土地面积下降到3亩以下之时，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不仅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成为导致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的酵母，而且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萧正洪在《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3期)一文中，对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增长、人口籍贯的构成与流民来源的多样性、流民入徙影响下的人口分布(密度、重心与离散趋势)、人口分布的高度特征及人口分布，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问题，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并提出自己见解。
以往几乎所有给“漕运”下有定义的文章著述，均认为漕粮在京城的作用只限于供给皇室及宗族的靡费，满足京城百官的俸禄，以及提供驻京部队的兵饷。吴琦在《清代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中国农史》2期)一文中，对此提出疑义，详论漕粮在京城的社会功用十分广泛，主要包括(1)供应皇室及王公的日用食粮；(2)用于京籍百官和驻京部队的俸禄和兵饷；(3)赈济灾民；(4)平粜以稳定市场；(5)支付京城各衙门吏役、各部工匠等的食粮，较有新意。张照东则在《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3期)一文中，对运河漕路在沟通南北物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予以全面论述。清代义仓是解决民食的重要储备机构之一，但在封建势力的控制下，大多数仓廪管理混乱，积谷溃散，成为贪污纳垢的场所。冼剑民在《清代佛山义仓》(《中国农史》2期)一文中认为，具有“天下四大镇”之一的佛山，其义仓是当时南方优秀仓储的典范，它能长久地担负起赈济灾民的任务，使佛山渡过多次的社会危机。在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下，它不断地发展储备规模，正常运作，它浓厚的商业经营色彩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给中国粮食仓储制度带来的新活力，这正是区别于传统的封建仓储的重要特征。
中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研究 韦庆远对康熙时期澳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详尽考察，认为澳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于：(1)它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人才的入口处；(2)是清朝对外贸易的特别渠道，又是“禁通南洋”期间的缓冲区；(3)在“禁通南洋”期间，澳门成为被勒令归国华人的转运站；(4)在中西“礼仪之争”时期，它又是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和取得情报讯息的来源地(见《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期)。清康熙初，杨光先控告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案件，是一起震动朝野，影响中外的大案。在此案中，有一大批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受株连，又有很多清朝官员包括高级官员受到严厉处罚，顺治朝推行不久的新法又被否定。这一案件至今仍为史家所关注。安双成的《汤若望案始末》(《历史档案》3期)一文，依据清代满文档案文献和其它文献史料记载，对本案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作了较为全的概述，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些条件。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之间的关系，以往鲜有涉及，余定邦在《清朝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关系》(《东南亚》1期)一文中，对阿瑜陀耶王朝与清朝建立密切关系的历史背景、官方的交往过程、在朝贡贸易中清朝给与阿瑜陀耶王朝优惠政策、非官方贸易的发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吴怀民在《清代中国对琉球的册封》(《福建师大学报》3期)一文中指出：有清一代，清政府一直奉行康熙提出的“怀柔远人”、“待以宽和”的外交政策，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奉中国王朔、遵中国典礼、用中国律例，琉球与朝鲜、安南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圈内的一个忠诚属国。中国的册封使，既是外交使节，又是文化使者，他们和从客一起在琉球热心传播中国文化，对僻远的琉球岛国的开化、文明和进步，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琉球的国际地位。秦国经在《清代外国使臣觐见礼节》(《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一文中，对清代藩属国贡使的觐见礼节、西洋使臣来朝觐的礼节、各国公使觐见礼节、清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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