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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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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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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的，推测成分较大，故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有多种，如大历十二年（777）、[18]建中二年（781）[19]、贞元元年（785）[20]、贞元二年（786）[21]、贞元三年（787）[22]及贞元四年（788）[23]等多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上述诸说中，笔者倾向于786年说。自此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在敦煌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施政及当地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状况，两《唐书》及其它史乘都绝少记载。有时虽偶有提及，也往往语焉不详，且失之传闻。幸赖敦煌写本的发现，才弥补了这一缺憾。
敦煌发现的吐蕃史料主要有两类，一为古藏文文献（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一为汉文文献，它们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都有大量发现。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伦敦和巴黎，分别庋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前者由比利时藏学家瓦累·普散(L. de la Vallee Poussin)整理编目，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于196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收录古藏文佛典写卷765件，分作10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名称可考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藏文多称者）；四、经及注疏（尚待甄别者）；五、怛特罗文献（梵文名称可考者）；六、怛特罗文献（已甄别但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待甄别者）；八、论（可考名称者）；九、论（待甄别者）；十、吐蕃人撰述。非佛教部分则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玛斯(F. W. Thomas)整理成《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藏文文书草目(Draft Catalogues by F. W. Thomas Stein Tibetan Third Expedition MSs Eur E. 281)》供人阅览，但迄今未出版。不过，托玛斯曾先后研究发表过一系列的藏文本，后辑为《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分作4卷于1935~1963年陆续出版。后来，日本东洋文库又出版了《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题解目录》共12分册，在瓦累·普散编目的基础上，又新加518号，但还不完全。法藏部分则由法国著名藏学家拉露(Marcelle Lalou)编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分作3卷于1939、1950和1961年相继刊行，收录文献2216号（尚不包括内容重复太多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和《十万颂般若》写本）。据这些尚不完备的编目可知，二图书馆典藏的敦煌古藏文写本即在3000件以上。如再加上流散国外的其它各收藏单位的写本，其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24]这些文献，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被视为“研究吐蕃古代史的基础”，[25]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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