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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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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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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以及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巴黎，1978、1979年）。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使，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早期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26]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27]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国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28]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珍贵历史资料。[29]
如前所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 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瓜沙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乃至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在敦煌统治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和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都有精湛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30]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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