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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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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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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河西重镇张掖、敦煌相继陷于吐蕃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所写的囚诗。高嵩根据诗歌内容，并亲赴青海湖东侧进行考察，然后对每首诗几乎都作了系年说明，撰成《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随后，柴剑虹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4年；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收入《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
《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伯2555号唐人写卷分析》，《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中指出，这些诗中，仅有一首为马云奇所写，其余可能为“落蕃人毛押牙”的作品。台湾学者潘重规也有类似看法，并有更细致的论证。[45]与上述将诗集系年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意见不同，著名敦煌学家陈国灿于近期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佚名氏的59首诗当为910年金山国张承奉派往吐蕃的使者的作品。[46]这些诗按时间先后编排，记录了作者沿途的见闻和感慨，其所记地区，当时都已为吐蕃所占，在唐五代史籍上基本上没有记载，故这些诗作便成了研究唐朝中期或唐末五代之交吐蕃历史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珍贵史料。
P. 2555号卷背面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也是研究唐代唐—蕃关系的第一手资料，也由王重民先生从巴黎抄归，惜一直未能发表。直到1982年才由邓小楠整理研究后以《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伯二五五五）校释》为题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继其后，陈祚龙在《敦煌学散记》之《新校重订敦煌古抄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中对该文献也作了校录。[47]
敦煌文献中所见汉文吐蕃佛教典籍为数不少，其中尤以昙旷《大乘二十二问》、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的有关著作最引人注目。
S. 2674《大乘二十二问》为长安西明寺僧人昙旷为回答吐蕃赞普关于佛法的垂询而撰写的。文中罗列有关大小乘教理、教义、教史方面的22个问题，诸如涅槃、三身、佛性、真如、十地菩萨、三乘异同、部派分裂之类，然后答之，是研究昙旷思想及吐蕃统治时期河西佛教状况的珍贵资料。
P. 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记录了8世纪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僧和印度僧侣在吐蕃赞普主持下于拉萨所进行的“顿”“悟”之争，对于研究汉地禅僧在藏族中的活动以及禅宗教法在西藏的传播等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藏族高僧法成的著作在敦煌石窟中留存极多。其中有法成由汉译藏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解深密经疏》、《楞伽阿波多罗宝经》、《善恶因果经》、《贤愚经》等20部；藏译汉者有《般若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释迦牟尼如来象法灭尽之记》等五部；著述有《大乘四法论及广释开决记》、《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叹诸佛如来无染著德赞》等三部，另有法成讲，弟子谈迅、福慧、法镜、洪真、恒安、一真、明照、智慧山等人手录的《瑜伽师地论讲议录》等。这些对研究古代吐蕃乃至河西地区的佛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这些文献中，昙旷所著《大乘二十二问》写成于吐蕃攻陷河西之前，反映了汉地禅宗与吐蕃的早期接触；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则反映了禅宗在吐蕃的盛行；到法成时期，禅宗在吐蕃已几无影响，从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完全是惟识宗的思想。所以可以认为：昙旷、王锡、法成的著作，大致代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入、兴盛到衰亡三个阶段的历史。[48]
上面所说的这些佛教文献，对研究吐蕃历史，尤其是佛教史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如法国著名汉、藏学家戴密微以《顿悟大乘正理决》为据，结合其他文献撰成的《吐蕃僧诤记》（耿昇汉译本于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一书曾名重一时；日本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90年）对《大乘二十二问》、《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法成著作的研究，都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幸的是，这些文献已逐步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如王尧通过这些敦煌发现的汉藏吐蕃文献以阐述法成对民族文化交流的贡献，[49]杜斗成、陈海涛则以之为据论述了法成在河西汉藏佛教融合中的作用；[50]张广达、佟德富通过对《顿悟大乘正理决》的研究，探讨了汉地禅宗在吐蕃中的传播及其影响。[51]王邦维则通过对《大乘二十二问》最后一问的深入论述，以揭示昙旷对部派佛教的认识。[52]
除上述文献之外，敦煌出土的与吐蕃历史、文化、宗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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