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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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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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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不多，仅有3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藏学巨擘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31]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了如下四篇论文：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
《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译释》，《珠海学报》第11辑，1980年；
《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辑，1982年。
其中，第一篇论文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的4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发表了如下论文：
《蕃占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P. T. 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
《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其译者》，《法音》1989年第2期；
《敦煌本藏文〈贤愚经〉及译者考述》，《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
《〈贤愚因缘经〉藏文本及其译者小考》，《马长寿纪念文集——纪念马长寿教授诞辰85周年逝世20周年》，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可以看出，在佛教文献方面，王先生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用力尤著，他先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为《贤愚经》及其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以王先生的这些成果为基础，黎蔷撰写了《藏文〈贤愚经〉与佛教戏曲流变》（《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以探讨《贤愚经》与吐蕃佛教戏曲流变之密切关系。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佛教文献，研究论著也不在少数，值得重视，如：
李邦琴《敦煌写卷藏文〈大乘无量寿经〉校译记》，《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1988年；
罗秉芬《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敦煌古藏文佛经变文研究》，《中国藏学》1989年第2期；
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藏族史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明信、东主才让《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的研究》，《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
陈庆英《敦煌藏文写卷P. T. 999译注》，《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从敦煌藏文P. T. 999写卷看吐蕃史的几个问题》，《藏学研究论丛》，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强俄巴·次央《试析敦煌藏文P. T. 999号写卷》，《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等。
除佛教外，敦煌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藏文本教文献，褚俊杰《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239解读》（《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4期）可谓研究这类文献的重量级产品。而王尧《敦煌P. T. 351吐蕃文书及景教文献叙录》（《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年）又为我们认识景教在吐蕃中传播的历史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证据。而刘永明《S. 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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