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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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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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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则为我们认识吐蕃道教投下了一丝亮光。与宗教文书相关的还有占卜方面的文献，谢后芳较早撰文进行研究。[32]王尧、陈践合力对其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部）研究著作，如：
《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P. T. 1047、1055号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
《三探吐蕃卜辞——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藏文占卜文书译释》，《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
随后，杨士宏撰《敦煌古藏文残卷〈鸭鸣占卜法〉译解并探源》（《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通过这些研究，敦煌发现的藏文占卜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多种占卜方法都得以为世人所了解。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学作品数量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首推印度著名长篇史诗《罗摩衍那》的译本。此类写卷有6份，王尧、陈践在《敦煌古藏文〈罗摩衍那〉译本介绍》（《西藏研究》1983年第1期）一文中将其拼接、整理并汉译。任远《罗摩衍那敦煌古藏文本与梵文精校本》（《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文集 文史·遗书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将敦煌出土的吐蕃文本与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进行对照，发现无论就内容还是就篇幅而言，作为精校本的梵文本恐怕都可以说应迟于藏文本，从而揭示出敦煌藏文本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除了印度的文学作品外，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不少古代汉语文史学名著，如《尚书》、《春秋后语》（一曰《战国策》）及《项托孔子相问书》等，其吐蕃文写卷在敦煌石窟中也都有发现。对前者，吐蕃人仅翻译了其中的《牧誓》、《武成》及《泰誓》上、下，共四篇。[33]有趣的是，藏人选译的这四篇都属于周书范围，与罗振玉所刊日本写本《古文尚书》残卷完全一致。何以如此？值得深究。《项托孔子相问书》是汉族地区流传极广、极有趣的民间故事，以孔子师项托的故事赞扬不耻下问、以能者为师的高尚情操。[34]后来，蒙古族又从藏族那里接受了这一传说，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黑牛娃的故事》就与藏文本极为接近。[35]这些从文献本身基本可得到确认，但P. T. 1291号藏文写本的情况就不有所同了。由于后者之藏文译本具有编译性质，故其内容到底是《战国策》还是《春秋后语》，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王尧、陈践释之为《战国策》，[36]但马明达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该写卷其实应是《春秋后语》中《魏语》之某些片段。[37]窃以为，后说似乎更接近实际。
敦煌发现的藏族医学文献很多，有《医疗杂方》、《医灸法》、《医百病疗方》、《针灸图》、《医马经》，还有用象雄语书写的医药文献，罗秉芬在《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中对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他与黄布凡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民族出版社，1983年）及最近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长卷〉译注》（《中国藏学》2002年第2～3期）为古代藏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王尧、陈践《敦煌本藏医学残卷介绍（上、下）》（《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4期，1982年、第13卷第2期，1983年）、《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译释》（《西藏研究》1986年第4期）中也译释了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献多件。蔡景峰《从〈佛说养生经〉看藏医的养生学》（《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洪武娌《敦煌石窟〈藏医杂疗方〉的医史价值》（《中华医史杂志》第12卷第4期，1982年）、容熔《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藏医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黄颢《吐蕃藏文针灸图释》（《西藏研究》1984年第3期）、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火灸疗法〉的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弘振《安多北缘敦煌石窟出土的藏族医药文献》（《安多藏蒙医药学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都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医学文献进行了译释、研究。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为中古时期吐蕃语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7～9世纪，在藏语历史分期上习称中古时期。这一时期，吐蕃文业已创制，并在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改进，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改革前后的文献在敦煌写本中均有出现，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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