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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敦煌民族史研究述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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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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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注意从敦煌写卷中去发掘古代藏语材料，其中，编号为S. 2736、S. 1000的两份写卷，内容为汉藏对照词汇手册，当为吐蕃人学习汉语的“教本”，共收录214条汉语语词或短语，用藏文注明汉字的读音，并译出藏语相应的意义。黄布凡[38]及王尧、陈践[39]都曾著文研究之，推定其书写时代大约在9世纪初。写卷所反映的汉藏译音方式同罗常培研究的时属763～857年的5种汉藏对音译音材料的对音方式也基本相同。[40]此外，我国学界对敦煌发现的用古藏文拼写的南语文献写卷[41]及古藏文词汇的研究[42]也都有相应的成果问世。
对于其它吐蕃文文献，我国学者也给予了广泛的重视，涌现出大量的成果，兹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陈庆英、端智嘉《一份敦煌吐蕃驿递文书》，《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陈践《敦煌、新疆古藏文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3年第1～2期；
——《P. T. 990如来降服大王记译注札记》，《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王尧《P. T. 12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译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孙修身《敦煌遗书吐蕃文书P. T. 1284号第三件书信有关问题考》，《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
褚俊杰《敦煌古藏文本〈般若心经〉研究——同藏文大藏经本、梵文本和汉文本的语词比较》，《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罗秉芬《从三件〈赞普愿文〉的史料看吐蕃王朝的崩溃——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6，I. O. 751，P. T. 134，P. T. 230初探》，《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第21期，1994年（收入《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杨福泉《敦煌吐蕃文书〈马匹仪轨作用的起源〉与东巴经〈献冥马〉的比较研究》，《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黄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李淑萍、黄维忠《敦煌市档案局所藏藏文写经定名》，《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诸如此类，都是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上乘之作。尤其值得述及的是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敦煌本藏文文献》（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和王尧著《西藏文史考信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多部专著，将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翻译成汉文或现代藏文，并予以详细注疏，金针度人，极为有用。最近，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古代藏族文献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研究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来说，都是第一等重要的资料。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当推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927年就发表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1927年）。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并作过报导。惜未形成研究性论文，故公诸于世的文献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20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 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该文献包括沙州敦煌郡佚名氏诗59首、甘州张掖郡马云奇诗13首，共计72首。[43]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时就注意到这一文献，将其全部录文后带回北京，进行了整理，指出其写成年代当在大历元年（765）凉州陷蕃至建中二年（781）敦煌沦陷之间。[44]但直到1977年才由舒学整理后于《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中发表。舒学进一步指出，此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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