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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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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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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件公文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两朝是元代统治者意欲按照汉族封建体制建构元代一统天下的关键时期，因而其儒学政策便成为影响这一进程至关重要的元素。世祖中统至元年间是元代崇立儒学政策的奠基时期，而成宗继位之后，元代崇立儒学的政策表现出大力推进的明显态势。“八合识”或“八合赤”是蒙古语bagshi一词的音译，译为师傅或教师。王风雷《“八合识”探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从历史资料入手，对“八合识”一词的渊源以及它的发展演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李瑞杰《元朝国子学的伴读制》（《晋阳学刊》第6期）、《元朝国子学生员问题探析》（《张家口师专学报》第2期）、《元朝国子学的评价》（《学习与探索（哈）》第4期）三篇文章，对元朝国子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吴小红《论元代的书院官学化与社会教化》（《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书院官学化在很多方面有助于加强社会教化。此外有洪玉凡《简述儒学对蒙古族上层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杨玉芬、程仁桃《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殷都学刊》第3期）等。
饮食、文字及其他。《饮膳正要》是一部系统介绍元代宫廷饮食文化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尚衍斌《忽思慧<饮膳正要>识读札记》（《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一文，通过对该书不同民族和区域食品在元代汇聚交融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元代饮食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各地、各民族乃至各国间的物种交流、物产交流和各类食品加工技术的交流从一个侧面再次向人们证实，元代是继唐朝之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高峰。贾晞儒《蒙古文字与蒙古族历史》（《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论述了从成吉思汗至明清时期蒙古文字的发展演变状况，指出文字发展史不仅与蒙古族形成、发展的历史相联系，而且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相联系。蒙元时期的牌符制度极为发达，渗透于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各个方面。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介绍了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17枚牌符，并就牌符的类别、牌符上的文字、管理机构以及渊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福利《论东平府与元朝立国前后宫廷音乐建设的关系》（《中国音乐学》第2期）指出，东平府因是曲阜故里，其礼乐文化迭代有加，具有相当丰厚的积淀；宋金元易代之际，东平府没有遭到很大破坏，宋金礼乐故老携乐谱器物云集于此，礼乐文化得以保护和发展，元廷诸多礼乐活动均自东平调动乐工人等，成为元宫廷礼乐的实际中心。后因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山东李璮的叛乱，最终导致了忽必烈礼乐政策的转向，东平府礼乐中心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还有赵心愚《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等。
文学。罗斯宁《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和祭奠冤魂剧三种，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像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高益荣《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思想特征及其成因》（《文史哲》第5期），提出元曲反传统观念的三个思想特征。并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影响、汉族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及道教思想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这种反传统观念思想的成因。王广超《元代散曲演唱传播试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对散曲演唱的传播者、演唱传播的社会功能、演唱传播对散曲内容与风格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叶爱欣《姚燧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及对元代文风的影响》（《殷都学刊》第2期）认为，姚燧是元前期南北文学整合过程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其散文创作中的明道、复古色彩，以及在折中文理、兼综古今中求变化的特征，都影响了元代散文的文风。徐永明《刘基与婺州文人》（《殷都学刊》第4期）叙述了刘基与婺州文人中的宋濂、王祎、苏伯衡等的交游状况。周少川《元初对宋末空疏风气的反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元初社会对宋末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从教育方式、假道学的虚言惑众以及理学本身的缺陷等方面，进行批评和反省。以许衡、郝经、刘因为代表的学者，提倡践履笃实、务实用世的学风，强调返求六经、经史并重的治学路径。这些思想倾向推动了元代经世思潮的发展，符合元代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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