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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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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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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冶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其中，在中央机构中以中书省、制国用使司、尚书省的作用最为突出，它们对矿冶业的管理全面而宏观。中政院、徽政院管理矿冶业是元代矿冶业的一大特色，其职责范围仅限于对其所属矿产的经营与管理。地方机构中以行省的职权最重，作用最为重要，体现了它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特色。路、州、县三级行政机构则以兼管矿课为其主要职能，而这一职能与它们作为国家财赋征集者的身份相吻合。王秀丽《元代长江沿线的交通与商业》（《集刊十六》）一文，对长江航运及其沿线的商业发展作了论述。胡兴东《斡脱：蒙元时期民事制度的一个创新》（《云南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首先对蒙元时期的斡脱语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蒙古族中早就有这个音的词，后来西域人到蒙古国后，这个词出现了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即成为一种商业的专称；其次论证了斡脱作为一种民事行为相当于现代的信托行为，并对其在蒙元时期的商业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估。
货币。仝鲁闽《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文史哲》第1期）一文指出：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也更接近实际。刘百平《宋金元纸币断想》（《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宋金元纸币先后经历了宋交子、金交钞、元纸币三种形式。交易、交通、战争、税收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宋金元纸币的嬗变与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强币强，军败值跌”得到了充分展现。
农业。20世纪40年代以来，元代土地典卖、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契约文书，已有零星的、个别的发现，但尚未发现政府制定的土地典卖、地权转让的税契证书--契尾。赵华富《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首次从《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发现了一张契尾。这个发现不仅填补了元代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元代土地制度史和元代经济法史--一个空白，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经济法史--一个空白。王献军《元代海南黎区屯田考》（《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研究了元政府在海南黎族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并对元政府管理黎区屯田事务机构的设立与罢废问题、“黎兵万户府”与“黎蛮屯田万户府”和“黎兵屯田万户府”的异同问题进行了辨析。金元之际山西、河北、山东地区（元前期属腹里中南部地区）深被兵祸，社会经济遭到破坏。默书民《元代前期腹里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田产争讼》（《河北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从元前期该地区农业土地的开发利用及世祖中后期出现的土地价格暴涨、田讼剧增等现象，来说明腹里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程度和发展水平。程民生《试论金元时期的北方经济》（《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金元时期北方地区虽然久经战乱的摧残，但很快得到恢复，北方经济并未随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衰落，仍是发展着的经济，并曾繁荣昌盛，某些方面不亚于甚至超过南方。默书民《元代海运粮食数量的变化》（《集刊十六》）指出，元代海运粮食数量前后变化很大，并且发生在腹里平原地区的自然灾害对海运的影响十分明显，它促使海运粮食数量不断增加，并且海运粮食数量一旦增长便不可回落。这种现象揭示了元代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这两大农业区在向官府提供粮食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替代作用。此外有李倩《试论<元史·兵志>中关于元代屯田的漏载》（《江汉论坛》第12期）、程美明《<农桑辑要>与元代经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8期）、乐承耀《元代浙东的农业恢复和发展》（《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等。
其他。苏基朗《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历史研究》第1期）一文，从宋元闽南的研究案例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史上空间与制度概念，说明两者在表述复杂的长期经济表现时，不仅具有相当的解释功能，而且可以带来不少启示。文章触及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阶段，区域经济地理整合现象，国家政策与权力对经济的作用，正规的法律制度以及非正规的文化社会规范，对海外贸易交易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长期经济表现可能构成的正面作用等。刘华《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河北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元代所采取的一些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土地、水利和动植物等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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