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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报》第3期)指出,察罕是蒙古早期归附蒙古政权的西夏人之一,他以及他的家族在蒙元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期与蒙古族、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流,并与其他民族通婚,最终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马娟《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剌家族为例》(《回族研究》第3期)一文,考察了乌伯都剌家族的仕宦经历、与汉人关系、家族婚姻等问题,并分析了该家族华化缓慢的原因。甘肃连城鲁氏家族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土司家族之一,以军功著称于西北地区。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这个家族在五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凭借成功的姻亲关系和积极汉化的政策,不仅使家族得以长期地维系,而且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汪古马氏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张沛之《元代中后期汪古马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马祖常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从同乡、同年座主及门生后学、同僚等多层次探讨了马祖常的社会交往网络。


  六、民族 历史地理及对外关系


  民族。清人钱大昕、屠寄、柯劭忞均有元代西夏人物表,但受时代限制,收录元代西夏人物缺漏过半。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在前人基础上遍收各种材料予以增补,共收元代西夏人物有姓者400余人,各人物分名号、氏族、爵里、职官、事迹等栏,并注以资料出处,是研究元代民族史极有价值的工具。杨志玖(1915~2002)《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一书,从多方面对元代回回人进行了研究。全书共45万字,分七章:一、概说编,二、正名编,三、东来编,四、地位编,五、文化编,六、人物编,七、华化编。指出回回一词是从元代才普遍通行且作为一个民族参加到祖国的民族大家庭中来,他们对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今天的回族,溯其根源大都来自元代。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1115-1234年曾建立过金朝。蒙古灭金后,除一部分女真人留居东北故地外,大部分仍居于中国北方。邱树森《元代的女真人》(《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述了这两部分女真人在元代的发展状况。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族类辑述》(《集刊十六》)一文,对原居葱岭以西的回回、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术忽、也里可温等西域族类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同氏《元代东迁中土的康里人》(《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对康里人的东迁过程、职业结构及在华分布、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述,并分析了他们对元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同氏《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回族研究》第2期),考述了元代东传的火不思、兴隆笙、七十二弦琵琶等阿拉伯--伊斯兰乐器,并论述了东来回回艺人在华的活动及回回乐曲的传播及影响。贾丛江《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探讨了内迁畏兀儿人的聚落和分布、内迁背景与原因等问题,指出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王献军《元代入居内地的藏族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从萨迦派僧人、噶玛噶举派僧人和世俗官吏三个方面对入居内地的藏族典型人物作了考察。此外有苏鲁格《蒙古与突厥》(《蒙古学信息》第3期)


  历史地理    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指出,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王颋《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指出,曾为太湖的主要泄水入海通道的今黄浦江支流吴淞江,当有元一代,曾经进行过规模相当、持续不断的“治理”。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重新考察,得出以下结论:一、由于时人的“肆意妄为”,入元以后的十数年间,原本“安流”的吴淞江水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开始了难以“恢复”的不可逆转。二、至元末的淀山湖工程、大德末的吴淞江工程以及泰定、至顺、至正中的工程,都不是“有效”的水利工程,究其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的利害关系考虑,二是有违当时已经形成的“自然”态势,那就是太湖水流宣洩日益向南的“必然”演化。三、关于南宋吴淞江的干流,并不如许多研究者所言即明代的“虬江”、今天的西虬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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