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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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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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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的措施，对今天的环保工作不无史鉴意义。谭晓玲《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元代买卖女口现象很普遍。蒙古入主中原后，官军掳卖女口、籍没妻女断给仇家，使女口买卖呈现出新的特色；由于社会需求的存在，以过房为名转卖女口也是女口买卖的重要形式。
三、社会与文化
社会。本年度涉及到妇女婚姻问题的文章有徐适端《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在元代，北方游牧民族论财购妻和收继婚俗使汉族平民妇女成了婚姻双方家庭的经济筹码。下层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兼容，为男性社会奴虐妇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封建传统女性观、婚姻观的长期积淀强化了妇女自身的依附意识，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兼充着可悲的受害施暴双重角色。李秀兰《浅谈<蒙古秘史>中的婚姻状况》（《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通过对《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蒙古族婚姻状况的分析，认为在13世纪前，蒙古族就已经进入了较稳定的一夫一妻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婚姻规章。葛仁考《元代汉族妇女守节问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妇女守节思想在元代得到提倡，但夫亡再嫁并未禁止。
李祥林《从“勾栏”看元代城市的戏剧演出》（《文史杂志》第2期）一文从“勾栏”一词说起，指出元代大城市的演剧事业已相当发达。稳定的演出场所和较好的经济收入，保证了杂剧艺人的衣食来源，促进了杂剧艺术的兴盛发达。王秀丽《海商与元代东南社会》（《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元代是继宋之后东南地区海外贸易发展的又一高峰期，海商成为东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东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士人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开始对商人与商业大唱赞歌。申友良、蓝东平《元朝江南地主势力的持续增强初探》（《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元朝统治者虽然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但江南地主势力在整个元代仍在持续增强，没有被削弱，这表明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缺乏其生存的土壤，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推行下去。延保全《广禅侯与元代山西之牛王崇拜》（《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指出，牛王被称为“广禅侯”者，不只临汾市魏村牛王庙。在元代的山西，大量广禅侯庙的建立，与普通百姓崇拜牛王的心理有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则与元代统治者强有力的劝农措施密不可分。申万里《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史学月刊》第9期）指出，宋元更替，使原先在江南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士阶层受到很大的冲击，迅速分化。有的敌视有的归隐，但大多数江南儒士承认元朝的统治，接受元政权任命的学官，于是江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学官组成的社会群体，儒士阶层完成了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氏《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一文则考察了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指出他们更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教育。申万里、林建筑《元代江南儒学的小学与大学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元世祖至元末年，随着江南儒学小学的逐步建立，元代小学到大学的二级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小学和大学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管理也趋于定型和完善。在蒙古统治之下，江南儒学的大、小学呈现出一些与中原王朝统治不同的特征，如重视儒家经典而轻六艺、管理松散等。申万里《元代江南儒学的管理系统考述》（《集刊十六》）指出，元朝统一以后，出于对江南儒学控制的需要，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机构。其中，行省儒学提举司、诸道肃政廉访司及路州县地方政府在江南儒学的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儒学本身则逐步失去了自主性和活力，成为地地道道的官学。这种管理模式对儒学的发展影响重大。同氏《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考述》（《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指出江南儒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以大成殿为主的的祭祀设施（庙）、以明伦堂为主的教学设施（学）以及其他教学生活辅助设施。建筑布局主要有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与宋朝相比，元代江南儒学的建筑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校建筑布局和结构趋于完善。王建军《从<庙学典礼>看元代世祖朝和成宗朝的儒学政策》（《集刊十六》）一文，对《庙学典礼》中所录元世祖和成宗两朝有关儒学事宜的7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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