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唐文化的钦羡，留唐学生返国后大多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赴唐留学甚至是新罗文士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新罗是族制的骨品社会，如果不是出身骨品，在仕途上的发展就很困难。7世纪初，新罗衣冠子弟薛罽头以出身非骨品，决心赴唐游学以改变现状，称：“新罗用人论骨品，苟非其族，虽有鸿才杰功，不能逾越。我愿西游中华国，奋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荣路，备簪绅佩剑，出入天子之侧足矣。”[178]留学唐朝已成为一般的衣冠子弟仕进求取功名的必要手段之一。

与此相近的另一个例证是，新罗元圣王五年（788年）九月，准备擢升一个叫子玉的人为杨根县小守，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但是侍中称“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新罗王最后听从了侍中的意见[179]。可知不论登第与否，入唐留学本身就能构成仕进的有利条件。正因为如此，当崔致远入唐朝留学时，他的父亲叮嘱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勿隳乃力。”[180]语重心长，期望殷切。

在入唐留学高潮的促进之下，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新罗的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记载，新罗国学“教授之法，以《周易》、《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81]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教授方法等各个方面，唐朝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

    2．沿黄海地区的新罗侨民及其在唐朝对外交往中的作用

新罗不仅广泛开展与唐朝间的文化交流，吸取唐文化的营养，而且在唐朝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角色表明，唐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在当时是非常密切的。从日本僧人圆仁撰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反映出来的，居住在唐朝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在东海海域及唐朝与日本海上往来中起的作用，最足以说明朝鲜半岛在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中的中介角色。

圆仁（794-864年），俗姓壬生氏，日本下野都贺郡人，自幼落发，拜鉴真再传弟子广智为师，15岁时，又投入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门下[182]，并以遮那业得度。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以请益僧的身份随第18次遣唐使入唐，在唐朝各地游历10年之后，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返回日本。圆仁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日记整理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与晋释法显《佛国记》、唐僧玄奘《大唐西域记》、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并称，而且后几种或是事后追记，或是由他人整理，唯独圆仁的游记是根据当时见闻写作的日记，读起来倍感亲切，记事也更为精确可靠[183]。

除了在五台山和长安游学巡礼之外，圆仁往返途中，曾在北至山东半岛，南至扬州的沿海地区，即扬州、楚州、泗州、海州、密州、莱州、登州、青州、淄州等地长期游历，在《巡礼行记》中，他多次提到以上地区的新罗侨民。据圆仁所见，以上各地都有新罗侨民的聚居地，而且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登州城有“新罗馆”，青州及淄州长山县（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有“新罗院”，楚州及泗州涟水县等通衢要地都有新罗坊[184]。新罗侨民的分布并不局限于都市及大的集镇，在沿海的一些交通要地，也有不少新罗侨民村落，如登州牟平县唐阳乡之陶村、邵村浦，文登县之长淮浦、乳山浦等地都是新罗侨民的聚居之所[185]。

文登县青宁乡是新罗侨民聚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圆仁记载文登县东界专门设有“勾当新罗所”，“勾当新罗所去县东南七十里，管文登县青宁乡。”[186]而青宁乡就是一处较为集中的新罗侨民聚居点。圆仁曾在开成四年六月八日至开成五年二月十九日（83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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