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慧业  贞观年间自唐朝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学习。义净在那烂陀翻检“唐本”，见

 《梁论》（即《梁摄论》）下有题记称：“在佛齿木树下新罗僧慧业写记”。访问寺

 僧，称慧业卒于那烂陀寺。所写梵本并存于寺。

3.玄太  永徽年间（650-655年），自唐朝境内由吐蕃泥婆罗道至中天竺，“礼菩提树，

  详检经论”。后经吐谷浑返唐，不知所终。

    4.玄恪  贞观年间与汉僧玄照法师一起至天竺，“既伸礼敬，遇疾而亡”，年四十余。

    5.佚名  自长安至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而亡。

          6.佚名  同上。

          7.慧轮  自本国出家，“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麟德二年（665年）奉敕以侍者的身分随玄照法师西行，遍礼佛迹后，先住奄摩罗跋国信者寺，10年之后，移住健陀罗山荼寺，“既善梵言，薄闲《俱舍》”，约在天授二年（691年），已年近四十，仍然住在天竺。

以上西行求法的新罗诸僧，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先在唐朝境内游学，而后由唐朝启程前往天竺。其二，除了玄太一人返唐后下落不明外，其他人或殁于中途，或留居天竺，无一人最终返回新罗。由于这些求法僧人前往天竺的起点和终点都不在新罗，他们对朝鲜半岛本土佛教的影响也就无从评介，但是这种为追求人生真谛而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精神，却是至可宝贵，感人至深的。

8世纪以后，仍然有新罗僧人由唐朝前往天竺求法取经。释无漏，俗姓金氏，是新罗国王第三子，他为了修习佛教，搭乘海舰来到唐朝，后来复经陆路前往天竺。度沙漠，过于阗，到达葱岭之后，屡经磨难，后来得到启示，知“化缘合在唐土”，于是毅然东返，隐栖于贺兰山下。安史乱后，被肃宗征至灵武，未几卒[200]。无漏的经历表明，新罗僧人西行求法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中叶。如果说无漏最终并没能到达天竺的话，同时代的新罗僧慧超则不仅遍历了五天竺诸国，而且来往于海陆两道，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行记，从而成为留唐代新罗僧人西行求法的突出代表。

慧超大约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700年），由于僧传资料中没有为他立传，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十分清楚。根据慧琳《一切经音义》释文[201]及敦煌写本伯3532号文书所存《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202]和其他一些零星资料，慧超大约在开元十一年（723年）离开唐朝，由海路前往天竺取经。历经南海诸国并巡游五天竺后，辗转中亚各地，于在开元十五年（727年）由陆路到达唐朝安西（今新疆库车）。归唐之后，曾在长安大荐福寺和五台山等地从事佛教著述活动，约卒于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

就汉文载籍而言，研究唐代对西域、南海的对外文化交流，7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文献是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7世纪下半叶当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8世纪中叶有杜环《经行记》，而慧超的记载恰恰可以弥补8世纪上半叶汉文文献资料的阙略。

如所周知，8世纪上半叶是大食势向东扩张，中亚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巨烈变动的重要时期，慧超不仅记述了天竺各地和中亚地区的地理、物产、风俗等情况，还记录了大食势力向东扩张的史实。如在西天（竺）国下称：“见今被大寔来侵，半国已损。”新头故罗国下也记载：“见今大寔侵，半国损也。”《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不仅提供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且为研究当时的亚洲政治、军事形势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得到学术界的极端珍视。

[1][1]参见下文“贾耽与广州通南海道”引《萍州可谈》。

[2]《岛夷志略校释》，第23页，“三岛”条：“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3]赵汝适《诸蕃志校释》(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卷上，第8页，“占城国”条：“唐人被土人杀害，追杀偿死。”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伯希和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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