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居住在黄海沿岸地区的新罗侨民主要从事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职业。开成四年（839年），最初将圆仁等人带到唐朝的第18次遣唐使团准备返回日本，从楚州雇佣了9艘新罗船和60名熟悉航路的新罗船工。这次遣唐使团就是乘坐这些新罗船返回了日本。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圆仁返日，也是搭载新罗舶商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的商船返回日本。仅大中元年一年之内，这只新罗商船就分别在五月和九月两次前往日本[189]。据木宫泰彦统计，搭乘新罗船的留学生（僧）还有齐明四年（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智达、智通乘新罗船入唐；天武十三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土师宿祢甥、白猪史宝然等乘新罗船返日；持统四年（武后长寿元年，692年），义德、智宗乘新罗船返日；承和十年（武宗会昌元年，843年）仁好、顺昌等人搭新罗人张公靖舶返日；新罗商船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作用可知[190]。

新罗商船不仅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唐朝，从事国际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而且北上南下，在唐朝沿海地区进行海上兴贩贸易。开成四年（839年），圆仁一行在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遇到由海上从密州往楚州贩运炭的新罗船，并经介绍到当地宿城村新罗人家中借宿。大中元年（847年），又在密州诸城县界駮马浦以五匹绢的船脚价，搭载新罗船商陈忠的运炭商船，由海路经海州抵达楚州新罗坊[191]。

“新罗译语”在唐朝与日本交往中起的独特作用，也应该引起特别重视。在圆仁来往于日本与唐朝的过程中及在唐朝各地的游历途中，新罗译语人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新罗侨民长期充当日本与唐朝交往的中介，他们中很多人除了本民族的语言外，还兼通日语和汉语，在第18次遣唐使团中，至少在第一舶和第二舶上都安排了新罗译语人[192]，从圆仁的记载可知，新罗译语不仅担任语言翻译，而且熟知海路航线，在航海中承担了咨询或顾问的角色。登陆之后，负责与唐朝当地政府接洽及安排行程等具体事务。在沿海新罗侨民聚居地，也有新罗译语人，如楚州新罗译语刘慎言、道玄，登州文登县新罗通事张咏等[193]，都专门负责接洽唐朝与沿海贸易有关的事宜。

    3．旅唐新罗僧与唐朝西域交通

最晚自4世纪中叶以后，佛教就经中土传到了朝鲜半岛，并很快得到了广泛流布。在中国僧徒东游传教的同时，朝鲜半岛的佛教信徒纷纷西来中土修行学习，形成了一个入唐求法的高潮。早在隋代，就已在鸿胪寺设立专门机构，延聘高僧为朝鲜半岛来华留学的僧人讲授佛学。如大业九年（613年），僧静藏曾被召入鸿胪寺，“教授东蕃三国僧义”[194]。大业十年（614年），高僧神迥“应诏入鸿胪，为敷大论，训开三韩诸方士”[195]。同年，弘福寺法师灵润也“被诏入鸿胪，教授三韩”[196]。从这些零星记载看，隋代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接待或教授朝鲜半岛的僧人，来华留学僧人之众，由此可见。

入唐以后，有更多的新罗僧人蜂拥而至。上文提到山东半岛登州文登县赤山之“新罗寺”，就是一所典型的来华新罗僧人聚居地。除了沿海地区外，唐朝其他地区也有许多以“新罗”为名的地名，如“新罗院”、“新罗岩”、“新罗泉”、“新罗寺”等等，这些地方的得名，大都与新罗僧人曾经居住或修行有关。此外，唐朝流行的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律宗、净土宗等主要佛教派别，都有新罗僧人专门来唐修习，表明了朝鲜半岛佛教与唐朝佛教的传承关系[197]。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新罗僧人修习佛教并不限于中土，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在唐朝留学之后，又经由中土前往佛教的起源地天竺求法取经[19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7世纪后半叶经由海、陆两道前往天竺求法的56名僧人中，新罗僧人竟占了7位，以下试约略予以介绍：[199]

1.阿离耶跋摩  贞观年间（627-649年），自长安西至王舍城，住那烂陀寺，“多闲经论，

  抄写众经”，后卒于那烂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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