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13册，第6209页。

[55]《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第12册，第11571页。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第13册，第6249页。

[56]《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13册，第6261页。

[57]《新唐书》卷一○○《阎立德传》，第13册，第3941页。

[58]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6-95页。

[59]《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下，第62页。

[60]《一切经音义》卷六一，第2页“破舶”。

[61]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汉译整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04、509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26-149页，“遣唐学生学问生一览表”

[62] [法]索瓦杰译注，汶江、穆根来汉释《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卷一，第7页，十三节；参见第41页，注[4]。

[63]吴觉民主编《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64]主要参见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65]本表主要据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一文的调查综合而成。“库房”即福斯塔特库房，“开罗”即埃及开罗伊斯兰美术馆，“瑞典”即瑞典远东博物馆，“日本”即日本出光美术馆，“意大利”即意大利世界陶瓷博物馆。

[66]陈信雄“唐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145-151页。陈信雄对肯尼亚发现的越窑青瓷表示怀疑。

[67]关于唐朝外销日本陶瓷，主要采用了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的资料和分析，原文见《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卷。

[68]罗宗真“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0年第3期。

[69]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第9期。

[70]参见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4-385页。

[71]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叶绍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28页。

[72]详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第20册，第6297-6314页。

[73]此据王仲荦“唐朝与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的统计数字，原文载《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298页。以下南海诸国与唐朝通使数均出此文，不另注。

[74]《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林邑，第16册，第5270页。

[75]李百药“鹦鹉赋”，《文苑英华》卷一三五，第1册，第620页。

[76]《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第20册，第6301页。

[77]《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2册，第320页。

[78]参见《全唐文》卷九八一“对真腊国人市马判”，第10册，10159页。

[79]参见本编第三章《外来人与唐朝社会》，第二节“唐朝境内的外来佛教僧人与伎艺人”。

[80]《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第12册，第11418页。

[81]《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第20册，第6303页。

[82]《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益州会宁律师”，第76-77页；《宋高僧传》卷二“唐波凌国智贤传”，上册，第27页。原文在“波凌”下注称：“亦曰诃凌”。

[8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51、68、133、244页。

[84]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五注，《大正大藏经》卷二四，第477页。参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62页，注[26]。

[8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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