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唐、罗、日之官学出身的士人，都以《孝经》、《论语》与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所以他们的学养基本上是相通的。在唐朝，贡举科目中尚有五经举，例如张嘉贞在弱冠时即以五经举，到玄宗开元年间仕至宰相。（《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在教学上，当时日本大学寮与佛门寺院的教学，起初还用汉音教学，新罗的国学或许亦如此。

就实例而言，如日本大宝三(706)年七月，藤原武智麻吕出任大学头，其《（藤原）家传》下（僧延庆撰，收入《宁乐遗文》下卷）曰：

公（藤原武智麻吕）屡入学官，聚集儒生，吟咏诗书，披玩礼易，揄扬学校，训导子衿，文学之徒，各勤其业。

这是日本大学寮初期实施儒教教育的实况。空海游大学时，从直讲味酒净成读《毛诗》、《左传》、《尚书》，问学《春秋左氏传》于冈田博士，终致博览经史。藤原三守入大学，受习五经。善友颖主入学读经，颇通义理。滋善宗人从大学博士御船宿祢氏主受三礼。山口西成入学于大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等。这是八、九世纪之际，日本大学寮传授经学的概况。[6]

新罗方面，由于典籍亡佚，所知不多，只能由《三国史记》窥知一、二，其卷14〈金仁问传〉，记载仁问在幼小时「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老庄浮屠之说。」此处的就学，当指入学于国学。仁问是武烈王的第二子，其后，即唐永徽二(651)年，受王命入大唐宿卫，时年二十三。仁问的学养，兼具儒、释、道三教，可想见他入唐宿卫，在与唐人沟通时，宜无困难。

另外，官学教材中，虽无明定史书，但唐朝贵族学校的崇文、弘文两馆学生之教材，除读经外，尚须读史，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永徽令指《后汉书》）、《三国志》（《大唐六典》卷2、4），所谓「三史」即指前三者。[7]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史通》〈内篇．叙事〉）足见史书，尤其三史在当时仍是学者必备的知识。自太宗贞观以来，贡举进士科考试常有要求兼通一史的规定，甚至制科中也有试史的规定或题目，如诸科举人、贤良方正、博学科等，到穆宗长庆二(822)年，进而将「三史」、「一史」科规定为贡举常举科目。[8]

东亚诸在此种背景下，于经学教材之外，亦逐渐将史书列入必要的教养。

例如日本吉备真备留唐归国（日本天平七年，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出任大学寮之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等六道学问。（《本朝文粹》卷2〈意见封事〉条所收三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