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教育可分为两类，一是家塾教育，一是私家讲学。就儒教传入日本之方式而言，最早是以私学形态传授。有名的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抵倭国而传授皇子的故事，其确实时间，学界近来的看法倾向于五世纪初。[12]往后百济陆续派遣五经博士到倭国，不外是传授儒教经典于皇族及氏族子弟。此外，僧侣亦可传授外典，如中臣鎌足与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俱曾受业于南渊请安（曾为留隋学问僧）私塾，学习「周孔之教」（《日本书纪》卷24皇极三年正月）；群公子亦曾集于僧旻之「堂」，听讲《周易》。（〈家传〉（藤原鎌足传））。凡此都是在学制尚未建立之前的私学教育情形。

日本古代学制建立后，诸有力氏族仍有其族塾，例如八世纪末，和气清麻吕之子广世建立了弘文院。但九世纪之际，在大学寮别曹所出现的藤原氏劝学院、橘氏学官院、在原氏奖学院等，是作为各该氏族子弟的住宿及补习之用，与所谓族塾不尽相同。虽是如此，其用以劝勉本族子弟戮力于学业，则无二致。[13]此外，僧空海在十五岁上京，于外戚阿刀大足处学习《孝经》、《论语》；僧最澄幼小时，在近江之国滋贺的「村邑小学」学习。这些都是僧侣原来学习儒教的典型例子。吉备真备留唐返国后，曾建置「二教院」，显然是从事儒、佛一体的教学；空海则创立「综艺种智院」，以比拟「大唐城坊坊开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综艺种智院并序〉）的做法，而设置属于的闾塾性质的私学，其为从事外典的儒教教学，宜无争议。[14]

朝鲜半岛方面，三国时代的私学发展情形，较不清楚。从《旧唐书》等中国史书，可知高句丽至迟在五世纪之际，有所谓「扃堂」教育。扃堂设于各地方的街衢，也就是交通方便之处，对未婚男子实施「诵经习射」的文武合一教育。其诵经的文科教材，根据前述《旧唐书》〈东夷．高句丽传〉，说：「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看来虽是官学教材，相信也是民间士林流传的教材。无论如何，高句丽时代，借着村落共同体生活，实施似乎具有强制性的地方教育，以强化中央集权。其儒教教材，对于国家实施忠诚教育，当可产生正面的作用。

百济的教育事业发展情形，虽不清楚，但从四世纪后半以来，其教育事业当是兴盛的。《周书》卷49〈百济传〉说：「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可见至迟到六世纪后半，百济之秀异者（此处当指贵族阶层子弟），其汉文教养颇为精湛。[15]

新罗方面，在还没建置官学以前的民间教育亦不明，或许百济、新罗的村落，都存在着类似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但新罗在六、七世纪之际，盛行「花郎」教育。花郎本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青年男子集团，这一点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是由乡村平民男子组成，是有差别的。花郎（前身曰源花，后来有国仙、仙郎之称）集团的起源，可追溯至三韩时期村落共同体所见的青年男子集会，均属于文武合一的教养。平时是一个教育团体，战时可成为战斗团体。八世纪的金大问《花郎世记》说：「贤佐忠臣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三国史记》卷4引）崔致远〈鸾郎碑序〉亦云：「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同前引书）这些描述，都是在说明花郎道是实施儒、释、道三教的教育。八世纪中叶，新罗实施官学教育以后，花郎教育始逐渐衰微。在庆州郊外所发现的有名的「壬申誓石」（壬申年可能是732年），是两位青年（可能是花郎）宣誓在一定时间内要读完「诗、尚书、礼、传」之经典，按照前面所说的读经过程，当然必须先读完《孝经》、《论语》，这样的通经水平相当高，也可说相当不容易。此誓石令人注目，其故亦在此。[16]

在私家讲学方面，例如有名的强首（？-692年），长大后，有一天，其父想知其志向，问他说：「尔学佛乎？学儒乎？」他回答说：「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为儒者之道。」他父亲说：「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入仕后，专掌文翰，而「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三国史记》卷46本传）强首此处之从「师」学习儒教，宜指从私学师儒学习儒学。典型的私学，可举薛聪（654-？）为例，聪之父即名僧元晓，所以聪起初是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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