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详细参看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初版，1986增订一版），第三章，尤其页152、164、166以下诸处。

[10]本表参看前引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页81、94、106以下而作。另外，在大学寮讲授史汉之教官，以及讲毕有所谓「竟宴」（即酒宴）之具体事例（除史汉外，尚包括《后汉书》、《晋书》、《文选》等），可参看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研究》（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页200-201。

[11]孙盛所撰《晋春秋》为原书名，其后因避东晋孝武帝讳而改名为《晋阳秋》（如前引《周书》所载）。

[12]参看李丙焘《韩国古代史研究》（汉城，博英社，1976），页577。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页274。

[13]关于日本大学寮别曹性质问题，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页196 -205有详细讨论，读者可照。

[14]有关空海、最澄、吉备真备等人从事私学活动情形，详细参看前引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第六章〈上代于私学〉。久大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研究》（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年），第十一章〈古代民众学校二态样〉。

[15]有关百济的学术文化活动，参看申滢植《百济史》（汉城，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第六章。

[16]有关三国时代的儒教活动，包含高句丽的扃堂教育活动，可参看李基白《新罗时代　国家佛教　儒教》（汉城，韩国研究院，1978年），页124-139。有关新罗花郎及其教育的研究，参看三品彰英《新罗花郎研究》（收入《三品彰英论文集第六卷》，东京，平凡社，1974。初版发行于1943年）。李基东《新罗骨品制社会　花郎徒》（汉城，一潮阁，1984年），尤其是第三篇。申滢植《新罗史》（汉城，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1985年），第五章。

[17]有关强首与薛聪的教学活动及其思想，参看前引李基白《新罗时代　国家佛教　儒教》，页140-152．

[18]以上参看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史》（东京，富山房，1955年初版，1972年三版），页137-168。森克己《遣唐使》（东京，至文堂，1966年发行，1972年重版），113- 139。

[19]参看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收入严氏着《唐史研究丛稿》，九龙，新亚研究所，民58年），页425-481。

[20]有关新罗留唐教育，参看申滢植《韩国古代史　新研究》（汉城，一潮阁，1984年），第五章第二节。同氏《统一新罗史研究》（汉城，三知院出版，1990年），第三章第三节。关于崔致远研究，其古典的代表作为今西龙〈新罗崔致远传〉（收入同氏《新罗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0年，原载《历史地理》2-6,1918-12）,页369-387。有关新罗及其后之士人在唐朝及其后各朝登「宾贡科」及第情形，参看拙作〈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0），页68 -109。

[21]所谓通二经，并不是从五经中任意选通二经，而是有一定的规定，这是由唐制而来。《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日本大宝、养老学令之规定，除无列公、谷二传以外，其分经类别与通经办法，皆与唐同。）

[22]参看拙作〈隋唐的帝王学〉(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6)，页.613-649。

[23]顾德章主张「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旧唐书》卷26〈礼仪志〉）即反对东都立宗庙。武宗无采纳德章之议，仍欲于东都修崇宗庙，但未及实行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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