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薛放对唐穆宗有关学习经史以及《论语》、《孝经》的一段答话，可作为上述论证的简洁说明。穆宗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薛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旧唐书》卷155薛戎传附其弟薛放传）

无论如何，在东亚古代的世界里，士人的教养是有其共通的一面，所以彼此交流频繁。除了可以到中国留学，甚至做官而外，中国的士人也可以到日、韩国家任职乃至于归化。而日、韩彼此之间，也可做学术文化交流。于是传统东亚地区，以中国文化为媒介，自成一个历史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亚世界」，有别于同时代的其它历史世界。

今日东亚地区的人在一起，尤其是知识分子，即使语言不通，也可透过笔谈作交流（例如九世纪中叶，伟大旅行家僧圆仁初入中国时，就是用笔谈与当地人沟通）。彼此相处，即使初次见面，亦显得格外亲切。这个原因，有一部分我想是来自传统文化具有共相的缘故，使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比非东方人容易沟通。

[1]有关唐朝与日本古代学制及其教材规定，详细分析参看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增订一版。初版发行于1977年），页95- 105。隋唐王朝与新罗学制及其教材规定，参看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页176-184、310-328。

[2]表中的新罗，指统一半岛后的新罗王朝。在此前的三国时代，如高句丽、百济，早在四世纪后半叶就已建置官学（高句丽曰太学，百济不明，可能亦曰太学），从事儒教教育，新罗开发较晚，此时之儒教教育尚无所闻，其具体发展，恐须等待统一半岛以后。关于韩国古代的儒学教育，详细参看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下篇第一章。

[3]各家说法，详细参看井上光贞〈日本律令成立注释书〉（收入井上光贞等校注《律令》，「解说」部分，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页783-786。此处赞同黛弘道氏说。

[4]最近的看法，仍主张设定在延历期，此时所出现的「穴云」，属于「原穴记」，由穴太氏家族执笔。穴太内人是弘仁年间的明法博士，因此《令集解》所见的「穴云」，可能有多人执笔。此说颇足参考。参看中嵨宏子〈令集解「穴记」成立年代〉（《神道宗教》153，1993-12），页46-69。此文对各家说亦作了检讨。

[5]有关新罗与日本古代学制的关系，详细参看前引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页50-53、118-128；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页313。

[6]详细出处，参看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复刊，1947年初版），页65、66。

[7]关于「三史」问题，学界有许多讨论，参看拙作：〈唐代「三史」的演变〉（《大陆杂志》54-1，1977-1）、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京）2001-1，亦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1年第4期，拙稿引文出处据后者）。

[8]参看前引雷闻〈唐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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