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留唐教育

　　唐朝建立后，由于国势昌隆，京师长安乃成为当时学术中心。四邻诸国派遣子弟前来留学者，不绝于途，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旧唐书．儒学传序》说太宗贞观之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筳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上举诸国之中，不含日本，究竟当时日本有无派遣学生来留学？按理自隋朝以后，日本已有遣隋使节团到中国，由此至唐朝所派遣的使节团都有留学生与留学僧随行，以留学生而言，每次使节团的随行人数，大约在十数人到二、三十人之间。因此，常理而言，贞观年间，在唐留学的盛况中，日本学生不应该缺席。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云：「学旧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国子监都领之。……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此处所说的国子监六学旧制，是指玄宗天宝九（750）载尚未建立广文馆以前之制，所以广义而言，可涵盖自贞观以来至玄宗开元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有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子监就学。有名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阿倍仲麻吕都是在玄宗开元初年随着遣唐使入唐留学。

吉备真备留唐十九年(716-735)，学得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等十三道学问。返国后，在大学寮出任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大和长冈在唐是学习刑名之学，显然留学于国子监之律学馆，返国后，曾与真备共同删定律令多条。阿倍仲麻吕在唐学成后，仕于唐，改姓名为朝衡，仕至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此外，如膳大丘在752年随着遣唐使入唐，在国子监学习儒学，返国后，出任大学助教、博士，对于振兴奈良朝的儒学，颇有贡献。[18]

新罗方面，大致说来，每年都派遣留唐学生，每次少者数人，多者可到一、二百人，所以同时间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可累积到一、二百人。在当时各国的留学生中，可说以新罗留学生人数最为庞大，留唐时间也最久（当时唐朝对留学生的留学时限规定为十年）。[19]玄宗开元年间的国子监内，四门馆北廊中甚至有「新罗马道」（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收入《东文选》卷47）。中唐以后，新罗人在唐参加贡举及第者甚多。有名的崔致远，在晚唐之际入唐留学，时年十二岁，其后亦在唐登第（宾贡科及第），并仕于唐。[20]

结　论

传统东亚地区的士人，其学习过程是透过字书而认识汉字，乃至汉音，然后习读童蒙教材（如《千字文》、《蒙求》等），再由《孝经》、《论语》入手，开始接触儒家经典以及史书等。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中国自汉朝以来一般士人的学习过程。随着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交流，使这个地区的教育事业，由私学到官学，逐渐呈现共相。这个共相，简单说，就是儒教主义教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形的校园设计，属于「庙学」制；一是采用儒家的经典与史书作为基本教材，除《孝经》、《论语》而外，就是五经（可析为七经到九经）与三史等。作为士人，就通经而言，并不是每一位都必须通五经，而是以通二经作为基本条件[21]，当然通越多越好。其治史者，以三史为多，兼及其它中国正史，帝王学则包括实录。[22]

一般说来，士人基本教养为通经，但亦常兼治史，而曰通经史。个人言行，乃至国家行事，以经为据，间参史证，诚如唐武宗会昌五(845)年九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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