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至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颁下时，乃正式以二传「各准小经，永听讲授」。既曰：「永听讲授」，就不是临时行事，自此以后，公、谷二传比照小经，在大学寮正式讲授，日本的经学教材已与唐制完全相同，成为九经，此即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根据前引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还有数事须要说明者：一、养老令所以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根据式部省解文可知系由于「古来学者，未习其业。」此事当受前述中国同时期的影响。二、「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使二传成为学校教材。此事是因为遣唐使伊与部连家守返国后，奏请讲授的缘故，时间在延历三(784)年。也就是说，延历三(784)年以后，大学寮开始讲授三传，但非为定制，而是「临时行事」。三、《令集解》注释家「穴云」出现于何时？历来学说纷纭，或谓延历期(782 -805年)，或谓延历．弘仁年间(782-823年)，或谓弘仁．天长(810- 833年)，或谓延历十七（798）年以前。[3]但由上面之记载看来，可知当设定在延历三(784)年以后，十七（798）年以前，盖「穴云」看来不知有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新规定的缘故。[4]

至于新罗情况如何，由于史载不明，无法知其详。但整个说来，新罗在统一半岛以后，即682年所建立的国学规模及其教材范围，一开始似稍小于日本的大宝（701年）、养老令（757年）所见的大学寮规模。虽是如此，两者对唐制的吸收与发展，则相当雷同。例如两者的学校制度大致相当，其中央官学除以经学教育为主而外，都格外重视算学教育，显然两者是针对当前国计民生之需要而设计的，具有现实的实用目的，有如今日东方吸收西方文明时格外重视实用性的做法一样。至于两国学制，有无相互影响，不甚明了。以创置时间而言，统一新罗学制之完成较早于日本大宝、养老学制，因此，日本在建置大宝、养老学制时，仍不排除参考新罗学制之可能性。[5]

《文选》一科，新罗国学与日本大学寮（养老〈选叙令〉）规定为必读。唐朝官学虽无规定《文选》作为教材，惟《文选》在民间甚为流传，这当是罗、日两国取作教材之依据所在。新罗如后述的强首「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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