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序经先生考证，至晚在公元4世纪时，中国人已知道骠国的存在，骠国的香料通过永昌郡输入中国。^[2](P64)

在室利差旦罗时期，骠国与南诏、唐朝发生了更广泛、更直接的接触与交流。

据《新唐书·南蛮下》，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3](P6308-6312)} 关于骠国献乐的具体时间，《唐会要》卷100骠国条记：“贞元十八年（802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4](P2132) 看来，骠国使者入境当在贞元十七年（801年）下半年。因此。白居易《骠国乐》把骠国献乐时间定在贞元十七年。^{[5] (P4709-4710)}

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整理、记录了骠国乐曲，并对骠国乐舞和乐器感到新鲜奇异，命画工画下了骠国的舞姿和乐器，献之于朝廷。他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朝廷先对骠国音乐有个初步的了解，以免后来表演的唐突。在成都短暂停留后，骠国乐团大约于贞元十八年正月初（802年2月）到达唐都长安。乐团在唐宫廷进行了表演，受到了唐德宗和文武官员的欢迎。之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3](P6314)唐中央政府与骠国建立了直接的友好联系。这即是《新唐书·骠国传》中有关骠国献乐经过的简单记载。关于这个事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辨：

1．骠国乐团取道成都的原因

骠国献乐的目的地是唐都长安，那骠国乐团为什么要先在成都停留、表演之后才赴长安呢？首先，这涉及到唐代后期的外交制度。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广设节度使。节度使集地方军政、民政、财政权于一身。一些地处边境的藩镇，与周边民族政权和国家关系密切，故唐政府授节度使一定的外交权力，如直接对外遣使，与境外互通文书，通和抚纳。剑南西川节度使有“西抗吐蕃，南抚蛮獠”^[6](P471)的职责，因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权让骠国乐团先取道成都再赴长安。这在当时是名正言顺之举，实际上却反映了唐朝中后期中枢衰弱、方镇坐大的政治局面。其次，成都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起始点，也是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沿此道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骠国乐团取道成都再赴长安有当时的历史必然。

2．骠国献乐队伍的人员组成情况

按《新唐书·骠国传》所记，此次骠国乐团的率领者是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关于舒难陀的身份，是骠国王子还是王弟？中国史籍记载不一。

《旧唐书·骠国传》：“贞元中，其王（雍羌）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7](P5286)

《新唐书·骠国传》：“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 ^[3](P6312)

《唐会要》卷100：“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遣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 ^[4](P2132)

可见两《唐书》记为“弟”，《唐会要》前面记为“弟”后面又记为“子”，前后不一。舒难陀身份究竟是弟还是子呢？缅甸历史学家吴耶生认为：舒难陀是骠国王子。他的判断依据是白居易《骠国乐》诗中，记有骠王“雍羌之子舒难陀”。同时，白居易在为德宗起草的《致骠王书》中也记有“国王之子舒难陀”。白居易时任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亲眼见过舒难陀。 ^[8](P55-56)吴先生此说甚是。

此外，《旧唐书》和《唐会要》将“城主舒难陀”五字遗漏，把城池名“悉利移”误为人名，显误。悉利移是骠国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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