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骠国传》说：骠国人“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矿涂地……”。^[3](P6308)寺庙众多，装饰豪华，俨然一派佛教圣地的景象。又说“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3](P6308)可见当时幼童入寺修行，已形成风气。《新唐书·骠国传》又云：骠国人“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3](6308)怕杀生而不用丝织物，显见佛教在骠国已深入人心，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骠人的音乐也深受佛教的影响。我们从骠国进献的12首乐曲的乐名中，如《佛印》、《禅定》、《甘蔗王》（取意于“佛教民如蔗之甘”），也可窥知佛教与骠国音乐的关系。从本质上说，骠国音乐是一种佛教音乐。所以，《旧唐书·骠国传》说：骠国所献“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意。”^[7](P5286) 《唐会要》卷100、《册府元龟》卷772也做了相同的记载。

骠国乐作为一种佛教音乐，源于印度，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浸染骠国的习俗而产生变异。缅甸史研究表明，骠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艺术有高度的发展，那么这一民族特征必然会渗透到骠人的宗教活动之中。骠人用乐舞来表现佛教内容，弘扬佛教精神，这可以说是骠国乐作为佛教音乐之外，自身具备的独特之处。作为佛教音乐，骠国乐自然具备佛教音乐的一些功能。随骠国献乐输入的乐器有22种39件，乐曲有12首，乐工有35人。这是一次相对集中的域外宗教音乐输入，为中国传统宗教音乐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自东汉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佛教音乐也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佛教音乐从传入开始，便与佛教本身的流传一样，一直处于同中国传统相适应、结合的过程中。最初在佛教活动中，佛曲的念唱，用的都是梵音梵文。但由于“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乐以咏汉语，则声繁而仓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梵文，则韵短而词长”。^[17](P85) 可见传入的佛曲在音节上适应不了汉语译出的歌词；若用汉曲来咏唱梵文，则语音与乐调无法协调。两种形式无不影响了传教的效果。为解决上述两者的弊端，“俗讲”的形式逐渐被运用。

俗讲即是将佛经故事以通俗的方式加以演唱。俗讲是唐代说唱音乐最主要的形式，也是佛教音乐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唐初俗讲的讲唱内容大都与佛教故事相关。 ^[17](P85)

就传教效果而言，骠国乐比俗讲更胜一筹。乐舞的形式相对于说唱形式而言，更具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俗讲的内容仅限于佛事，说唱者要求是僧人，这意味着在佛教的世俗化方面，俗讲不如骠国乐舞，骠国乐舞在“寓教于乐”方面比俗讲做得更好。所以，白居易评价骠国乐舞：“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 ^{[5] (P4709-4710)}

第三，对文学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骠国乐团在长安的表演，受到了唐宫廷和当时文人学士的欢迎。唐德宗对骠国乐赞赏有嘉，令白居易写信给骠王，称赞唐与骠的友好邦交，并封雍羌为检校太常卿，舒难陀为太仆卿，随行的两位大臣也授了官职。

唐代文人记下了自己对骠国乐的感受。白居易、元稹都作有《骠国乐》，这些文字一直传诵至今。开州刺史唐次也作《骠国献乐颂》，献给德宗。^[3](P6314)

骠国献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元稹曾写诗赞曰：“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入鞮靺科。” ^{[18] (4629-4630)} 骠乐编入了宫廷音乐中。

注释：

[1] 贺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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