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骠国献乐通过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在政治上使各方面都如此满意，并且达到了敦睦邦交的效果，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14]

四

骠国献乐是以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一次外交活动，其主观动机和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其在客观上，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骠国献乐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较之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更深远、更具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音乐方面，骠国献乐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域外乐器、乐曲乃至乐理，这对中国原有传统音乐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骠国输入的乐器种类达22种、数量居39件之多。日本学者林谦三把《新唐书》具体所列的19种乐器，依其渊源分为印度系和土俗系两大类。^{[16](PP431-455)}

在这两大类中，印度系诸乐器渊源于印度，体现了印度文化对骠国文化的影响。骠国献乐以前，印度系乐器输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西域丝道，而贞元年间骠国乐器的输入是经西南丝道输入的。这对印度系乐器而言，是一种输入途径的扩大，也就是说骠国献乐后印度系乐器入华有了西北与西南两条输入途径。这是一种量的变化。

印度音乐经西域丝道东来中国，并非长驱直入，而是一个渐进而多向的过程。印度音乐先为西域各民族所接受，经西域各民族的融合、发展，再经河西走廊输入中原。西域民族在印度音乐的入华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印度音乐受到西域民族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某些变异，这一变异包括对印度系乐器的某些改造或改进。同理，输入骠国的印度音乐在影响骠国原有音乐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骠国原有音乐的影响，从而烙上骠民族的印记。这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

骠国献乐，使具有西域特色的印度系乐器与具有骠国特色的印度系乐器在中土交汇，大大促进了印度系乐器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乐器的改进，扩展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力。这是一种质的变化。

土俗系诸乐器，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骠国民族乐器。此类乐器的输入，对唐代原有音乐而言，无疑是接受了一次骠文化的冲击。

骠国输入的乐曲有12首，大半是乐舞作品，集声乐、器乐和歌舞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它们的输入对唐代原有音乐产生深刻的影响。隋唐原有音乐呈现了一派“燕盛雅衰”的局面。骠国乐输入对当时社会的中国音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隋唐燕乐这一多元性民族文化聚合体”产生了补充和发展的作用。^[17](P77)

第二，骠国献乐在宗教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骠国西接东天竺，地域上的接壤自然使骠国与印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印度文化早在公元前就已开始影响该地区。公元1世纪后，由于印度移民大量涌入，印度对缅甸的影响显著增强。来自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适应了缅甸早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孟人、骠人和若开人建立的国家里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至公元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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