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罗凤在位31年卒，子凤加异早死，孙异牟寻即位。在这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已非阁罗凤在世时那样密切。由于“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12](P7480)吐蕃的压迫政策引起了两者的分化。

在唐朝方面，公元785年，唐德宗任命韦皋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富有政治远见，上书德宗称：“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12](P7480)德宗纳之。韦皋由此开展了一项劝南诏归唐的计划。从公元785年—792年间，韦皋数次致书南诏王异牟寻，并最终使异牟寻下定决心摆脱吐蕃控制，与唐朝恢复关系。迟至公元794年，南诏与吐蕃彻底断绝关系。同年7月，德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两者恢复友好关系。

南诏再次归唐后，异牟寻为了表示对唐王朝的忠心，于799年末派遣使团赴唐，随行有一音乐舞蹈团。南诏使团先至成都，音乐舞蹈团在成都做了表演。“韦皋观后，不觉新奇，便亲自帮助排演一出南诏奉圣乐，带去长安演出。异牟寻发现韦皋懂音乐，故令骠国国王派人前去向韦皋表演他从未欣赏过的骠国音乐和舞蹈”。^[8](P55)

显然，南诏让骠国献乐的原因，是由于南诏本国的音乐不够“新奇”，而骠国音乐却有新奇的功效。南诏可以借骠国音乐，表示对唐朝的忠心。

同为夷中乐曲的南诏音乐为什么会不够新奇？大概是因为玄宗曾赐皮逻阁胡部及龟兹音乐各两部。通鉴记有：“滋（袁滋，唐朝使者）至其国（南诏），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13](P7561-7562)}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南诏的宫廷音乐舞蹈虽不同于唐朝，但由于与唐朝存在音乐上的交流，会或多或少留有唐朝音韵。故南诏乐舞不够新奇。后来骠国乐团在成都表演，韦皋观后“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 ^[3](P6312)。我们可以从骠国乐舞的“异常”中反推知南诏乐舞的“不够新奇”。

为了以进献更新奇的乐舞来表忠心，南诏异牟寻“令骠国进乐人”。^[3](P6308)

而作为奉命献乐的骠国，长期受制于南诏，自然不会心悦诚服，必然有改善自己政治处境的要求。但凭骠国自身的实力还不能与南诏抗衡，因此要摆脱南诏的控制，必须借助于第三国的力量。在当时，比南诏更强大的政权只有唐王朝，只有唐王朝才能充当南诏与骠国间的仲裁者。而在地理上，骠与唐之间隔着南诏，使得骠国缺乏与唐朝直接交流的机会。此次南诏要骠国向唐献乐，即提供了骠国与唐直接交流的机会。可以说，骠国向唐朝献乐不仅仅是听命于南诏而做出的举动，从中也含有借助唐朝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使自己摆脱南诏控制的政治意图。前面的史料说过“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3](P6308)为什么南诏归唐后，骠国也急着想内附？明白了骠国上述的政治意图，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了。此外，骠国献乐队伍的人员构成，是以王子为首领，两位大臣陪同。从这样的出使级别中，也不难推知骠国献乐是含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骠国通过献乐，获得绕过南诏直接与唐朝交流的机会，再在献乐的名义下，活动唐朝去向南诏施加压力，从而使自己摆脱南诏的控制。在当时，骠国的政治意图基本得到了实现。南诏在唐政府团结力量一致对抗吐蕃的要求下，撤离了入驻骠国的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南诏对骠国的军事威胁，改善了骠国的政治处境。骠国外交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骠国改善了政治处境，与南诏维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

对唐朝而言，骠国献乐不仅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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