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源于战国诸侯间的边防和城墙。秦统一六国，连秦、赵、燕三国北部长城以拒胡，即为后人常称的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汉时称之为“塞”。明朝称为“边墙”。而今天，我们则通称为“长城”。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长城的形象和印象可能都是象八达岭、居庸关和慕田峪等明长城那样有高高的墙体。而汉塞则完全不是这样，特别是在甘肃境内，多样化的形制，并无一处是用砖砌成的。从兰州到酒泉，汉塞的主体形制是壕沟，其中个别地段仍清晰可见，宽8--10米，深约2米。由酒泉至玉门关才建有塞墙，玉门关以西到罗布泊则仅列亭鄣，并无塞墙和壕沟。除此之外，在有些地段，还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如龙首山主峰东大山一带就以山体未加任何人工雕凿，在哈拉湖沼泽区，则利用沼泽为自然屏障。上述信息则仅反映了汉塞的一个方面，它代表了两千年以后，汉塞的保存状况。简牍文书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方面的信息，它告诉我们两千年前汉塞的一种实际情况，而这些正是实地调查发现不了的东西。即“天田”和“悬索”。

“天田”是汉塞地区为了调查人员出入情况的一种设施。具体方法是将一定宽度的地表锄画松软，或在一定的地带上铺以细沙。人马过之，必然在其上留下足痕。戍卒则以之痕迹判断是否有人偷越边塞，即汉简文书中的“日迹”。若发现有痕迹，则要判断是人、是马，或是野骆驼；若为偷越情况，不仅要查清出入情况（人员的多少，何地入、何地出），还要及时上报，备协查。为之，汉塞有一套完整的日迹制度。由之，则可以对汉塞边境地区的巡逻制度进行考察了。

“天田”，同后来的“土河”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就是唐代的“土河”。《通典·守拒法》记“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斩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检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参见《汉简研究文集》第195页）。由《通典》所记可知，“天田”“土河二者是有一定区别的。表现在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土河”仅限于交通要道，地理位置要求十分严格；“天田”则为汉塞的一种形制或辅助设施，对地理位置要求不甚严格，分布区域甚广。在其制作方面，“土河”要在挖沟和坑，内填细沙或散土；“天田”，要在地表保持松软，虽可能铺沙，但勿需挖沟或掘坑。溯“天田”和“日迹”之源，大致可推至战国。《墨子》中的记载虽与“日迹”有一定的区别，但其中的渊源应是存在的。《号令》记：“空隊要塞，人之所往来者，令何以迹。迹者，无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应之。”《杂守》云：“距阜山林，皆令何以迹。平明而迹。迹者无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应之。”又云“诸距阜、山林、沟渎、丘陵、阡陌、部门若阎术可要塞，及为微职，可以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伏藏之处。”从上引三段文字可知，《墨子》书中所言“可以迹”，同汉简文书中的“日迹”极似。只不过，前者因时代限制，“可以迹”的地带都有明确的限定，不如汉简中汉塞之广泛。如其说《墨子》所记言是汉代简牍文书中“日迹”“天田 ”的源头，不如说是 唐代“土河”渊源更为妥贴。其区别之所在，即受时间、地域的限定，而其作用和功效是相同的，即“可以迹知往来者少多及所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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