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年律令》法律内容制定年代考—— 兼谈“二年”的时间问题 |
 |
时间：2009-7-24 13:49:38 来源：不详
|
|
|
，文曰：“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二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舍人满五岁二级。……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此诏凡云“盈”皆已改为“满”，所以完全可以确定，这些法律当为高祖时制定而非惠帝时期制定的。
《汉书·刑法志》记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可见惠帝、吕后时期的确没有大规模制定法律的行为。但这并不否定惠帝、吕后时有个别法令条文的颁行。如前文吕后用惠帝名义发布的一个大规模赐爵的诏令。《二年律令》中也有个别法律条文非高祖时制定，如《津关令》廿一、一律文有人认为当制定在惠帝吕后时，⑽而其它令文则大多在高祖时制定。再如《二年律令·具律》中简85文有“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的条文，《津关令》廿二、有关于“鲁侯”的条文：“丞相上御史书言，鲁侯居长安，请得卖马关中”等语。我们知道，“吕宣王”是吕后元年追尊其父吕公的。在史学界，这里的“鲁侯”应是吕后的外孙张偃也基本一致认同。吕后时为维护吕氏家族的权力，制定个别法令追加到原汉律上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两条律文为吕后时所制定的是对的。但是她只能追加，不可能废掉高祖旧律另颁新律，这一点从史书记载吕后为封吕氏为王而怕刘氏反对，同时也封了更多的刘姓宗室为王为侯可证。《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由此可见，吕后虽称制，但并不敢随意违背刘邦制定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欲王吕氏，则先王众刘氏并风喻大臣，由大臣请后才敢王吕台一人。作为国家大法，吕后又岂敢废而新颁呢？
从上文分析可知《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大部分是在高祖时（包括为汉王时）制定的。从同时出土的《历谱》和《奏谳书》也可证实这一点。《历谱》记录的是日期从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⑾《奏谳书》内容体例开首历朔大多属于汉高祖时。高敏先生以此认为《二年律令》的“全部内容都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是不正确的。⑿上文已证明汉王元年起已开始制定了许多《二年律令》中的诸多律令，上限应至汉王元年，至少也要在汉王二年时，而非始于高祖五年，而下限为吕后二年则无疑。
因此，由以上考证，《二年律令》的法律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在高祖时制定的，并且是以汉王二年由萧何“为法令约束” ⒀ 的“法令”为基础逐渐添加、完备的。汉王二年的法律已具有《二年律令》的雏形，并且这些律令一直被沿用，在汉王三年至惠帝、吕后这一段时期又有一些律文因其它原因追加上去，因此，《二年律令》的“二年”应为“汉王二年”。当然有些学者提出是“高祖二年”也可以,从时间上来讲是一样的，但不如说汉王二年更准确。而有些学者仅仅依《具律》中简85有“吕宣王”一词和《津关令》中廿二、一律文有“鲁侯”来判断为“吕后二年”似乎不妥。 ⑴⑷⑸⑹《汉书·高帝纪》。
⑵⑺《试析汉初“约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谈“二年律令”与萧何的关系》张建国，《法
学研究》1996年1期。
⑶《论两汉赐爵制度的历史演变》高敏，《文史哲》1978年1期。
⑻ ⑼《汉书·萧何传》。
⑽《〈津关令〉的颁行年代文书格式》彭浩,《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月。
⑾ ⑿《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与作用》高敏，《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5月。
⒀《史记·萧相国世家》。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