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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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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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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引起积极的回响，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始终贯穿其间，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振聋发聩，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来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而且在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这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1〕、 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等。另一类是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的著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1903年）、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它不仅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传统思想，而且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也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梁启超论及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时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严复、 章太炎、康有为等在探讨历史问题时，也都曾把社会进化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武器。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1905年后，每年达1—1.5万人。1909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又赴欧美留学。这些留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致使20—30年代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20世纪初期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主要是译介日本学者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则主要是直接译介欧美学者的著作。从日文译介的著作计有：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论著编译有《史学概论》，在《译书汇编》第九期发表；1903年，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有李浩生等六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日本学者对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ackle）历史思想研究的著作，以及巴克尔的代表作《英国文明史》的部分章节，也译成中文出[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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