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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向性意见或总结,能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除《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几部译文集外,在50年代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不少译文或译文集,其中有以下两部值得一提。其一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该书收有Б.Х格列科夫和Л.В切列普宁等著名史学家的论文10篇,书前附有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书中论文涉及到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封建所有制问题、封建社会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封建社会各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问题,以及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等。其二是《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本书收入А.Л西多罗夫、Б.А雷巴科夫和Н.М德鲁日宁等1955年9月在大会上的报告7篇。 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西多罗夫在论及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苏联的历史科学是在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承继着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最彻底和完善的表现的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他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在苏联,“唯物主义地认识历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为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公认”〔26〕。西多罗夫所谈的上述内容,正是建国初期我国史学发展所致力于的目标。苏联的“新的历史科学”成为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和学习榜样,由此不难理解,苏联史学理论为什么在50年代会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当时中国史学界展开热烈争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如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尚钺在谈到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曾说:“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们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27〕。其二,表现在批判胡适以及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上,通过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合理的因素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一切妨碍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尽管有些学者在当时公开指出了苏联史学存在的上述弊病〔28〕,但是这种呼声毕竟太微弱了,在当时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得不到克服。这一切使广大史学工作者不能科学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习、教学或研究,历史研究只讲阶级观点,忽视历史主义;只重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而轻视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去详尽地占有史料而多是套话和贴标签等倾向。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向苏联史学学习也成为昔日黄花,但克服全盘向苏联史学学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

  1961年4月中旬, 召开了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而要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有选择地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吸收对我们有益的一切东西,为我所用。

  为此,1961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当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史学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史,其中包括各种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会议决定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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