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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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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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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巴克尔是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史学大师，这些译介加速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史学的弊病，并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的问题。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气很盛，“著作家本此恶习，集往日之糟粕而美其名曰新历史。教员本此恶习，聚臭腐之糟粕以酿新酒，学子之受之者无异饮酖毒而甘美酒也”。“欲救斯弊，莫过于弃往日之恶习而革新之。革新之道奈何，曰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体察吾国社会生活之需要，适用吾国历史之资料”。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从而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3 〕。朱希祖则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至于如何建设，不少学者认为首先是“介绍现在西洋史学名著”，以“先明了现代西学的趋势”。这样，从上述认识出发，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法国朗格诺瓦（Langlois）、瑟诺博习（Seignobos ）的《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6年）、美国鲁滨逊（Robinson）的《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年）、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向达译，1930年）、美国塞格利曼（Se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1928年）等。
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后，使中国史坛耳目一新。当时一些学者充分肯定了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认为这些“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使“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西方史学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家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也开始问世，影响较大的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概要》（1930年）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认为是对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回响，对当时的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形形色色的西方史学理论中，当时以鲁滨逊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最为突出。1916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和政治学的何炳松归国，次年，他在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教材，1920年至1922年讲授欧洲史时，使用的也是鲁滨逊编订的讲义，广泛地宣传了鲁滨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由于“新史学派”的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和介绍的，所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除上述鲁滨逊和班兹（即巴恩斯）的两部名著外，“新史学派”的其他代表性著作也大都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巴恩斯的《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及海士（即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不仅何炳松在《新史学》中文版的《导言》中，对鲁滨逊及新史学派的观念备加推崇，陈训慈、陶孟和、衡如、谷凤池等学者也都在报刊撰文，高度评价“新史学派”〔5〕。他们认为“新史学派”所倡导的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用进化的观点考察历史变化，强调人类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及明确指出史学的功能是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等等，使中国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学”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们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阐释和发挥，使之成为批判中国封建史学的武器，“建设中国新史学”一时成为颇引人注目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五四”前后，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 ）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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