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
 |
时间：2009-7-24 13:49:58 来源：不详
|
|
|
化就是绅士势力的崛起。无论在对外战争中，还是在国内战争中，绅士均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绅士帮助甚或代替清政府平定了“叛乱”，在辛亥革命中绅士也是重要的参与者。[?]那么，如何来评价、认识这一历史异动现象呢？有必要追本溯源，全面考察绅士阶层的形成、发展过程。
其次，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看，晚明清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在土地制度上，大地主所有制得到发展；在社会结构上，担负赋税征收、社会治安功能的里甲制走向崩溃；在赋税制度上，发生了两税法→条鞭法→地丁银制的演变。这些变化与绅士阶层的形成是否有必然联系？也有必要系统地研究绅士的社会特性。[?]
正是带着这样一些疑问，日本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逐渐开始绅士研究。或者说，通过绅士阶层的研究，试图探索土地制度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税收制度的变化，是日本汉学界绅士研究的初因。
绅士研究之初，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绅士的社会构成、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等问题上。就笔者所见，本村正一最先论及绅士问题。1940年，他发表了《清代社会绅士的存在》一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绅士的构成及其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他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由于第一种人身在官位，后四种人身在家乡，因此也可以说绅士是由官僚与乡绅组成。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又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乾隆末以后，绅士势力日益发展，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此，绅士问题愈来愈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
1947年，根岸佶的《中国社会的指导层—耆老绅士研究》[?]一书问世。作者认为，“绅士”这一术语虽在明清时期才普遍使用，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几乎同中国官僚体制一样古老，其起源可追溯到汉代。长期以来，不少日本学者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以所谓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理论来解析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特质，认为在古代中国，由于以官僚体制为载体的国家权力不能有效地延伸到广大基层社会，国家与社会便呈现相互分离的态势，各自按照自己的模式运行，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社会却在同一模式中延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具有如下特征：国家是一个有历史的、动态的、儒教的、文人的、剥削者的世界，而社会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静态的、道教的、文盲的、被剥削者的世界。[?]依据这一理论，根岸佶对绅士的社会性格作了如下概述：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格局下，广大基层社会出现国家权力的“空缺”，绅士成为基层社会的领导者。它既是“指导、统率民众的阶层”，又是“民间自治团体的代表”，在实践中不但承担着“维持治安、确保民食、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充当了国家（官僚）与社会（民众）联系的纽带，补充了官僚体制的不足。
与此同时，佐野学的《清朝社会史》出版[?]。在该书中，他力图用三条“法则”来解析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绅士的社会性格。第一条法则是“国家与社会游离法则”，认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第二条法则是“中间社会团体优越法则”，认为由于国家只对收取租税与维持治安寄予关心，民众便不得不将其生活寄托于宗族、家族、村落、行会等中间社会层，这些中间社会层由此处于支配地位；第三条法则是“阶级相互疏隔法则”，认为从战国末期，中国社会阶级发生裂变，形成独占国家机关的官僚群和不分享政治权力的半奴隶性质的农民群两大阶级。随着时代的发展，前者衍生出官僚、贵族、地主、豪绅等社会阶层，后者衍生出农民、家庭奴隶、不自由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社会阶层。前者将国家视为私有财产，后者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二者相互疏远、相互隔绝，按各自的方式生活。很明显，这三条法则是对中国国家、社会分离论的变相表述。
佐野学与根岸佶虽然同持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论，但二者对绅士特质的认识则有所不同。首先，根岸佶认为绅士是民间自治体的代表，而佐野学则认为绅士是统治阶级；也就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